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中国历代帝王陵墓》 作者:黄景略/叶学明【完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 主 编：汤一介　　焦树安　　张明华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葛剑雄 　　　　　　　焦树安　　金宜久　　卢海燕 　　　　　　　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 　　　　　　　任继愈　　沈心天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春　　吴良镛 　　　　　　　严汝娴　　张国风　　张明华 　　　　　　　赵　靖　　赵匡华　　郑殿华 　　　　　　　周　强　　朱光暄 　　常务编委：任继愈　　焦树安　　张明华 　　　　　　　张国风　　郑殿华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出版说明 　　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 　　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 　　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内容简介：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初，禹之子启自立为王，王位改为世袭，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此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历代帝王不仅生前营建豪华的宫室，死后还要建造宏大的陵墓，希望继续享乐。至秦汉时期，陵墓及各种功能的附属建筑已构成一组布局严谨、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祭祀礼制及陵区管理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秦汉以后历代陵区、陵园的布局，各类建筑物的设置、结构、功能，陵墓的构筑形式，殉葬品的种类、组合等各方面既有沿袭继承，又有发展变化，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陵寝则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本民族的葬俗。历代陵寝及其变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作者简介： 　　黄景略，福建惠安人，1930年12月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理事博物馆工作。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副局长。先后编写俩城镇，燕下都，侯马铸铜遗址等考古报告，以及东周铁器、奴隶社会建筑技术及历代帝王陵寝等文章。 　　叶学明，考古学家，文物专家。1937年生于山东菏泽。1955年毕业于菏泽一中，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从苏秉琦等名师。1960年毕业后，任职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0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成立后，任该所研究员。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8月，“中国文物研究所”更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2008年10月，当选第五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目录 　　第一章 帝王陵寝发展简史 　　第一节 埋葬制度的起源 　　第二节 庞大的陵区、宏伟的陵园 　　第三节 高大的坟丘、壮丽的墓室 　　第四节 奢华的随葬、残酷的杀殉 　　第五节 精美的石刻、众多的陪葬 　　第二章 黄帝陵 　　第三章 商代王陵 　　第四章 两周王陵 　　第五章 秦始皇陵 　　第六章 汉代帝陵 　　第七章 六朝陵墓 　　第八章 北魏帝陵 　　第九章 唐代帝陵 　　第十章 五代十国帝王陵墓 　　第十一章 北宋帝陵 　　第十二章 西夏王陵 　　第十三章 明代帝陵 　　第十四章 清代帝陵 　　辅文图片 　　第一章 帝王陵寝发展简史 　　帝王陵墓及附属建筑合称为陵寝。我国自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至最后一个封建制王朝清代历时3000余年，其间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和地方政权共有帝王500余人。至今地面有迹可寻、时代明确的帝王陵寝尚有100多座(处)，分布在全国的半数以上省区。我国的帝王陵寝不仅数量众多、历史悠久，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布局严谨、建筑宏伟、工艺精湛，具有独特的风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埋葬制度的起源 　　帝王陵寝虽出现于夏商时代，但陵墓的形制、葬具、礼仪等基本的埋葬制度却起源于更早的原始社会。 　　大约在18000年前生活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埋葬死者的墓葬，并随葬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工具、用具、装饰品。此后是长达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各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分属不同族群的墓地。这些墓地都属于以血缘划分的氏族公共墓地。死者的位置、头向、葬式、葬制以及随葬器物的组合、数量都有一定的规律，每个成员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 　　距今约4000—5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部落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出现了贫富分化。这种变化在墓葬中的反映是许多地方发现了形制大、随葬品多而精美的大墓和女子附属于男子的夫妻合葬墓。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的133座墓葬中有14座使用了木质棺椁，每座墓的随葬品约三四十件，最多的一座达180多件。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和地域都和“夏”有密切联系。在已发掘的1000多座墓葬中仅有大型墓九座，占总数不到1%。这些大墓排列有序，死者多系男子，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内放置棺椁作为葬具。各墓随葬品数量多达一二百件，包括成套陶、木、玉、石等质地的乐器、兵器、工具及各种生活用具，其中一部分是具有礼仪性质的礼器。陶器外表施以多种颜色的彩绘，纹样有云纹、回纹等，一件陶盘内壁彩绘着可能属于氏族部落标志的蟠龙纹。彩绘木器有案、俎、几、盘等。一件石灰岩打制的特磬长80多厘米。另外还殉葬整猪或猪下颔骨等。这些大墓的形制继承发展了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中下游各部族的墓葬特点，并奠定了以后数千年我国中原地区墓葬的基本形式。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初，禹之子启自立为王，王位改为世袭，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此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历代帝王不仅生前营建豪华的宫室，死后还要建造宏大的陵墓，希望继续享乐。至秦汉时期，陵墓及各种功能的附属建筑已构成一组布局严谨、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祭祀礼制及陵区管理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秦汉以后历代陵区、陵园的布局，各类建筑物的设置、结构、功能，陵墓的构筑形式，殉葬品的种类、组合等各方面既有沿袭继承，又有发展变化，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陵寝则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本民族的葬俗。历代陵寝及其变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第二节 庞大的陵区、宏伟的陵园 　　自夏商以后，历代帝王陵墓都按照家族血缘关系，实行“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埋葬制度，集中在一个地区。在陵墓和附属建筑的周围还划出一定的地带作为保护、控制的范围，称为陵区。陵区占地之大非常惊人，周长少则十数里，多者百余里，甚至数百里。陵区的各种建筑物都有周密的规划布局。陵区的设置最迟在商代晚期即已出现，一直延续至清代。陵区一般都选建在离都城不远的地方。东汉以后陵区选择受堪舆之术①的影响，大多背山面河或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帝王都埋葬在安阳洹水以北，武官村与侯家庄一带，隔河与小屯宫殿区相对。陵墓排列比较密集，形成相对集中的陵区。两周国君和列国君侯也都建有自己的陵区。有的建在城外平川地带，有的建在都城外的丘陵地带，有的则建在城内一隅。各陵的排列已有一定的规划。 　　西汉帝陵分布在长安西北二道原上，东西一线排开，绵延数十公里。唐代18座帝陵分布在关中盆地北部二道原上和北山各岭，东西绵延100余公里。各陵分布较为分散，可以自成陵区，但它们的排列又有内在联系，也可以视为一个统一的陵区。 　　东汉、南北朝及北宋的帝陵大多以几个帝陵为一组，形成几个相对集中的较小陵区。明清二代陵区的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每个陵区都以一个主陵为中心，其他各陵按左昭右穆顺序排列。这种集中陵区的设置，既便于管理还可以造成一种宏大的气势。 　　秦和西汉时期在陵区附近设置城邑，并以陵号命名，称为陵邑。秦始皇十五年(公元前232年)为修建陵园设置了丽邑。西汉成帝以前各陵都在附近设置陵邑，迁徙关东豪族和功臣贵戚供奉陵园以便进行控制。此后各代陵墓未再设置陵邑。 　　陵园可能出现于东周时期。初期的陵园，有的利用天然沟崖作屏障，多数则在陵的四周挖掘隍壕或夯筑围墙。陵园一侧有门，园内除陵墓外，没有其他附属建筑。 　　到秦始皇时，陵园的布局既继承了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作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陵园建双重垣墙，外城四角设警卫用的角楼。根据当时以西为上的惯例，整个陵园坐西朝东。陵园内有寝殿、便殿、左右饲官建筑和陪葬坑。陵园以东有陪葬墓区和兵马俑坑。 　　陵墓上建造用于祭祀的建筑起源很早，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到战国时代，诸侯国君的陵墓上这种建筑已经普遍存在。秦始皇不但生前就在渭水以南为自己建立了宗庙，设立神主，并在陵侧建寝，设衣冠用具以便就近接受日常祭祀。 　　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有所发展。陵园平面呈方形，只有一重城，陵墓居陵园中央。诸陵方向都坐西朝东。在四面门阙中，东门和北门较宽大，和长安城宫廷门阙的规制一致。陪葬墓区也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寝殿建在陵园内，陵庙则建在远离陵墓的都城内。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仿照生前宫室位置，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寝殿等建筑从陵园内移到陵园围墙以外，其方位则因地势而定。景帝时，在文帝霸陵旁边建庙，此后这种陵旁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 　　东汉时期，陵园布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自明帝开始，陵园四周不设垣墙，代之以“行马”(木制警戒设施)。陵寝改为坐北朝南，和洛阳宫城方向一致。废除了陵旁立庙的制度，而在陵墓前建“石殿”专供定期朝拜和祭祀大典之用，以加强墓祭功能。这对唐宋以后献殿、上宫等的设置影响很大。各陵前普遍设置神道及石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经济凋敝，多数帝王不得不暂时放弃秦汉以来建筑豪华陵寝和厚葬的制度。北方的魏、西晋及十六国时期的君主，或者惧怕遭到盗掘，或者采用本族葬俗，大多采用“潜埋”方式，不起坟丘，并废除了建造陵寝及上陵礼仪。北魏孝文帝时，由于政治上、经济上趋于稳定和发展并推行了汉化改革，开始恢复汉代的陵寝制度。如大同市方山永固陵(文明太后陵)不仅有高大的坟丘，前面还有属于祠庙性质的石构建筑以及石阙、石刻等。东晋南朝帝陵多因山为体，方向依山川形势而定，没有一定规律。墓前建享堂并恢复了汉代的上陵礼仪。陵前辟有较长的神道，两侧设置石刻。 　　唐代陵寝不仅规模超过前代，而且布局更为周密。从乾陵开始，陵园的平面布局全部模仿长安城的规制设计。陵园坐北向南，从后到前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陵墓和祭祀性建筑。墓上建高大的坟丘，高踞陵园北部。墓前建献殿(寝殿)供上陵朝拜、举行重要祭典使用，四周筑围墙，每面各辟一门。这种前朝后寝的布置类似长安城的宫城。供灵魂起居及宫人、官吏居住的寝宫(下宫)大都建在陵园西南方数里的地方。这种将献殿和寝宫分建两处的制度，更突出了祭祀典礼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为阙及神道。陵园南门(朱雀门)向南，有三对土阙。之间的神道两侧陈设石人、石马等。这一部分象征长安城皇城的三省、九寺等衙署。第三部分为前方两侧星罗棋布的陪葬墓。这一部分类似长安城外郭城的坊里。整个布局以南门为正门，以南北向为中轴线，东西对称，体现了南面而立、北面而朝的设计思想。唐代陵园的布局对后代帝陵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宋陵园的布局基本沿用唐代的制度，只是下宫从陵墓的前面移到了北面。南宋诸帝死后，为了日后归葬中原，因而只建临时性的陵墓，规模小，建筑简单，既无陵台又不置石刻群，称为攒宫。陵墓前面建上宫和下宫，布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上宫在前，内设献殿。元朝沿用蒙古族的“潜埋”葬俗，不起坟，葬后让马把地面踏平，无陵号，不建陵园。 　　明清陵园的布局，基本上沿用唐宋的规制，并受当时宫殿建筑格局的影响，废弃了上、下宫分离的布局，把各类建筑集结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陵园由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墓和献殿用垣墙隔开，成为两个独立的建筑群体。前部包括两个院落：第一进院除陵门外，两旁设碑亭、神厨，神库；第二进院中的献殿是陵墓的主体建筑，规模扩大、两侧建配殿，并废止前代宫人居留、侍奉起居的旧制，更加突出了陵寝的朝拜祭祀功能。后部建筑为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整个格局充分体现了前朝后寝的宫殿建筑模式，显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宏伟庄严。 　　阙是陵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陵前建阙大约始于西汉，起源于宫门外立阙。从景帝阳陵开始，汉代各陵都在四门外建立双阙。据文献记载，当时皇帝用“三出阙”，即中间为正阙，两侧为相连的子阙。现存汉陵的阙基为夯筑，残高三一五米，面宽约38米，进深约九米，可能就属“三出阙”。当时阙的上部采用木结构，早已无存。东汉时出现仿木结构的石阙，目前国内现存的有20多处，多属东汉晚期墓前的石阙。阙分为基、身、楼、顶几个部分，外表雕出柱、枋、斗拱、窗以及椽、瓦饰等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很少用阙。唐宋时期陵前建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陵园南门外设多重阙。除园门外建阙，还在神道南端建高大的内外二重阙，分别称为鹊台和乳台。阙均夯筑，外砌砖石，上建楼观。在昭陵和乾陵的陪葬墓，如阳城公主、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的墓道壁画上可以看到唐代阙的形象。明代以后，虽然在陵前不再建阙，但是还可以从其陵区入口处看到这种遗制。如明十三陵大红门建于蟒山和虎山之间，两侧山峰突起，利用自然形势构成阙的形象。 　　—————— 　　注释： 　　①堪舆之术：古代用来相地看风水的一门学问。 　　第三节 高大的坟丘、壮丽的墓室 　　文献上大多记载春秋晚期才开始在墓上构筑坟丘。如《礼记·檀弓》中记载了孔子为父母的墓建造坟丘并认为此前没有坟丘，即“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齐平”。但考古发现表明，商周时期奴隶主上层统治者的墓已有封土，只是不甚高大而已。自战国中期起，赵、秦、楚、燕、齐、韩等国的君主死后，都营建高大的坟丘，并尊称为“陵”。即指其高大如山陵，也象征着王权的尊严、地位的崇高。坟丘都经过夯筑，非常坚固，形状大体分为圆锥形和覆斗形两种。 　　秦始皇陵的坟丘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坟丘，全部用夯土筑成，平面方形，整体呈覆斗状。汉代陵墓的坟丘也呈覆斗状，称为“方上”，高低、大小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唐代陵墓平地起坟者仍以方形覆斗式为贵，其中又以双层台阶式级别最高，对坟丘的高度也有等级规定。这种坟丘形制沿用至宋代，并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存吉林集安高句丽的一些石筑王陵和西藏吐蕃时期的藏王墓都采用这种形制。高句丽的太王陵坟丘用巨大的花岗岩条石砌筑，呈方锥台形，边长66米、残高14.8米，号称东方金字塔。唐代以后，帝陵中出现了圆形坟丘。如南京南唐二陵，成都前蜀永陵坟丘都作圆形，并在下部砌条石基础，保护封土。西夏陵的坟丘作八棱形或圆锥形塔式，较为特殊。到明代，太祖朱元璋建孝陵时，受南方传统影响，坟丘改为圆形，称为宝顶。清代沿用此制。宝顶周围砌砖，上有墙，称为宝城，明代多为圆形，清代多为长圆形。前部建方城明楼，整体构成城堡式建筑。 　　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平地起坟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如文帝建霸陵“因其山，不起坟”。这种形制在当时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都有发现。此后南朝一些陵墓也在山腰建造墓室。这种形式使陵墓气魄更加宏伟，远胜于积土为坟，因而唐代陵墓普遍采用。关中18座陵中就有14座采用这种形式。 　　历代帝王都为自己建造大型墓室。商王陵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室有的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亚字形。有的南北两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中字形。两周时期以及西汉前期诸侯王陵墓的墓室仍然保持商代以来的形制。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汉代陵墓的墓室称为明中、方下或玄宫，整体结构宏大坚固。四面居中各有一条墓道，称为羡道，通墓室处有羡门。相对的地面道路称神道。明中内用木材构筑椁室，椁室正中为木棺。据记载，自周代起棺椁制度已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诸侯的葬具为多重棺椁。椁室四周用一端向内的黄柏木堆叠，称为“黄肠题凑”，内部间隔出回廊等。 　　西汉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凿山为陵的墓室多为横穴式，并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部分。竖穴式墓则改用砖和石料构筑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院落。这种墓室结构起到了椁的作用，因而墓室内的葬具只有棺而无椁。随之周代以来关于棺椁的礼制也逐渐废弃。已发掘的汉代规格较高的砖结构墓葬，墓室内多绘有彩色壁画，或有模印的画像砖。石结构的墓室则大多雕刻画像。画的题材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以外，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各种场面。据此推测，帝陵的玄宫一定更加宏伟华丽。汉代以后砖石发券或叠砌的墓继续应用，形式、结构不断发展变化。唐代“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其墓室结构和平面布局是模仿帝王宫殿设计的。明清时期帝王陵的玄宫规模更加宏大，用材更加考究。明定陵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耳室、甬道等部分组成，完全仿照宫殿的前朝、后寝、配殿和宫门建造，成为名符其实的地下宫殿。 　　夫妻合葬墓在西周已经存在。陕西宝鸡西周中期的〔yu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汉代帝后仍然采取异穴合葬方式。《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载：“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除了高祖与吕后在同一陵园，此后各陵全部是帝后各筑陵园，改变了前代两墓并列的作法。唐代皇后合葬于帝陵，不再单独建陵。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建陵园于帝陵的背后一侧，形制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多无陵号。明代采用唐制，皇后合葬于帝陵。到了清代，帝后合葬制已经不很严格，有的帝后同陵，有的帝后不同陵。后陵规模较小，唯独慈禧的定东陵例外，其建筑规模与豪华远超过咸丰皇帝的陵寝。帝陵的附近附有妃嫔的园寝，但规模低于帝后一等。 　　第四节 奢华的随葬、残酷的杀殉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墓中。这些随葬品包括礼仪性质的礼器、明器和各种日常用品、艺术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尤其是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最为珍贵和丰富。经过历代的破坏和盗掘，这些随葬品多已散失或被破坏，仅存的一小部分，大都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商王墓中的随葬品以青铜器最为突出，其形体之大，制作之精，为后代所不及。其中的司母戊鼎是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两周时期诸侯王墓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饮食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成套配备，品类齐全。其中鼎和簋[gui鬼]最为重要，其数量、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比重显著增加。汉代厚葬之风空前严重，墓内随葬品种类、数量剧增。其中青铜器减少，并已失去“礼器”性质，改以珠玉珍宝和生前各种实用器物为主。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玉衣入葬，玉衣按地位高低有金镂、银镂、铜镂之分，皇帝用金镂。 　　我国丝织业发达很早，古代号称丝国，随葬品中丝织品数量甚多，可惜因难以保存，所以留传下来的不多。考古发掘中，商周时期即有丝麻织品出土，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的丝织品已有许多种类。汉代墓葬出土的丝织品品种更为齐全，有平纹组织的绢、纱，单色起花的绮、罗，彩色起花的锦，以及刺绣、印绘等。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重量不足50克，充分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明代定陵出土了大量丝织物，包括大量的织锦，是研究纺织史的珍贵实物。 　　我国是瓷器的故乡，古代瓷器产量之大、工艺之精在世界上均居于首位。历代陵墓随葬品中瓷器数量巨大。从商代的原始瓷、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唐代的三彩，直到宋元明清的各种精美瓷器，在陵墓中都有出土，充分反映了我国陶瓷工艺源远流长，技艺高超。 　　历代许多陵墓中还随葬有金、银、玉、石、竹、木、纸等质地的简册、文书等。五代时温韬盗掘唐代帝陵时，看到太宗昭陵墓内“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举世闻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真迹也随葬在墓内。可惜这些宝贵文献都已毁失不存。明代定陵出土的皇冠，全部用纤细的金丝编织而成，是一件极为出色的工艺品。清代慈禧皇后随葬各种稀世珍宝，但惨遭盗掘，已大部散失。 　　除了随葬大量物品外，帝王陵墓还用活人殉葬和祭祀，称为“人殉”和“人祭”。这种残酷的杀殉制度开始于商代。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商代晚期帝王墓中杀殉的人仅一个陵墓就多达160多人。杀殉的人中有墓主人的侍从、卫兵、各种勤杂人员，以及其他奴隶。 　　西周前期杀人殉葬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族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种残酷的杀殉遭到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实际上并没有绝迹。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曾下令杀后宫无子女者及诸公子殉葬。人殉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到汉代已经终止，但直到封建社会晚期，其残迹仍然可在一些帝王贵族的大墓中反映出来。如明代英宗以前，妃嫔大都殉葬从死，据记载，明太祖孝陵殉葬的妃嫔竟多达40余人。 　　殉葬中除用人殉外，还使用牲畜，其中以马和狗最多。大多埋在陵墓附近，另设坑穴。这种制度自西周以后，几乎成为定制，战国时代更为流行。每个陵墓附近都有车马坑，其规模依墓主身份而定。临淄齐故城内齐公墓殉马估计全部可达60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中最大的一个埋车12辆、马72匹。西汉前期车和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内，不再单设车马坑，数量也大为减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一般改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据文献记载：汉代帝陵中还将供游乐的禽、兽殉葬。薄太后陪葬坑中即曾出土犀牛和大熊猫骨骼。 　　第五节 精美的石刻、众多的陪葬 　　陵前设置石刻群，大约从汉代开始。其作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表示战功和成就，一种是象征警卫与仪仗。现存汉代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共16件。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唐太宗昭陵北门内，陈列14件少数民族首领石像，门内东西两庑〔wu五〕陈列六匹骏马，也是为了显示太宗政治上、军事上的才能与战绩。 　　南北朝时期，陵墓前模仿宫廷设置警卫的形式，普遍设置大型石人和石兽，有象征吉祥、驱除鬼怪和警戒保卫的作用。所设石刻的种类、数量、大小有等级区别。北魏孝庄帝静陵的前面，曾出土一件石人和一个石人头，石人双手握剑，显然属侍卫武士。南朝陵墓前面神道两旁所立石刻为石兽(麒麟)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一对。自唐代高宗武则天的乾陵开始，由文武大臣和珍禽异兽组成的大型石刻仪仗队基本形成定制。南门神道两侧设置石柱、飞马、驼鸟各一对，石马及拉马人五对，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另有用以显示文治武功的少数民族首领石像。宋代以后，历代帝陵石刻基本沿用唐代制度，但在品种和数量上有所变化。如石人分为文臣、武将两种，增加了独角兽、象、骆驼等大型动物和神兽。 　　陵前石刻多为一块巨石雕刻而成。手法有线刻、浮雕和圆雕，大部分造型浑厚，手法细腻，形态逼真，显示了我国雕刻艺术的悠久传统。其中如唐太宗昭陵的六骏石刻堪称我国石刻艺术的杰作。 　　陵前立碑大约始于东汉。当时不仅达官贵人如此，一般庶民也立墓碑。已知帝王陵墓前立石碑最早是在南北朝时期。陵前神道左右立碑一对，碑身正中刻文字。唐代帝陵和许多陪葬墓前都有石碑。现存最重要的是乾陵神道北部两侧的“无字碑”和“述圣记碑”。“述圣记碑”为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内容颂扬高宗的文治武功。北宋时期陵前不立碑。明代恢复唐代陵前立碑的制度，不同的是把碑立在神道南端，并建宏伟的碑亭。碑文由嗣皇帝撰写，历书先帝一生功绩。清代陵前立碑基本沿用明代制度。 　　帝陵附近附葬配偶和人殉以外的人，其坟墓可统称为陪葬墓。汉代以前的陪葬墓性质比较复杂。据《唐大诏令集》记载：“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但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商代已有陪葬墓。西周以后陪葬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安阳殷墟商王陵附近发现少数中型和小型墓。卫侯墓、赵王陵、魏王陵、秦王陵以及秦始皇陵的附近也都分布有中小型墓。这些墓位于王陵近旁，数量不多，身份地位较高，当属陪葬墓。陪葬者的身份大抵是国君的侍从或公族。其中有的可能属于从死殉葬，有的可能是同族埋葬。 　　西汉时期自高祖长陵开始，出于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有很多陪葬墓，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墓地位于帝陵的前方，排列整齐。数量最多的是长陵，现存坟丘60多座。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皇亲国戚。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为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有的还将子孙附葬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较高大。从西汉陪葬者的地位和身份分析，高祖、武帝、宣帝等帝陵陪葬墓中多为朝廷的重臣、名相。而西汉晚期，元、成、哀诸陵的陪葬者则或为外戚，或为佞幸，或为妃嫔、宫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政治上的兴衰和变化。 　　唐宋时的帝陵，沿袭了西汉的陪葬制度。在积]、李靖、尉迟敬德等均属开国元勋，达官显贵。玄宗泰陵的陪葬者中，皇亲国戚所占比重大为增加。中宗定陵的陪葬者已经全部属于皇亲国戚。从昭陵陪葬墓的位置分析，是按照死葬时间的先后排列的。唐代陪葬墓受汉代的影响，均在陵前一侧。宋代的陪葬墓则多在帝陵的背后一侧，这显然和宋代皇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形势有关。西夏受唐宋的影响也实行陪葬制度，陵区内有不少陪葬墓。 　　宋代以后，陪葬制度被废除。明初一些功臣如徐达、常遇春虽葬于南京，但都在紫金山之阴，与孝陵隔山相背，不在一个陵区内，不属于陪葬性质。清代帝王陵区虽建有单独的妃嫔园寝，但属于帝后合葬制的一种形式，与陪葬制度不同。 　　历代帝王陵寝和陵寝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不仅反映意识形态上的礼制习俗，而且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保存至今的陵寝建筑以及大量的随葬品、石刻等文物更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今天它们已为广大人民所有，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也是旅游观赏的对象和场所。 　　第二章 黄帝陵 　　在我国古籍中，记载了许多原始社会末期为征服大自然、改善人民生活而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以及有关的传说。著名的有黄帝、伏羲、女娲、神农、尧、舜、禹等等。许多地方还建有他们的陵墓，同一个人的陵墓甚至有好几个，分布在不同省份。其实，这些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埋葬地点，在各种文献上记载不一，模糊不清，有的显然出于后人的附会，甚至属于神话传说。这些人物有的可能确有其人，而在传说过程中不断加以附会、夸大，有的可能只是某个部族的象征。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国考古发现的情况，这些英雄人物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不可能建筑高大的坟冢，更不会有陵园祭祀性建筑物。现存的这些陵墓显然都是后人修建的纪念性陵墓。 　　相传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姓姬，号轩辕氏或有熊氏。他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各部落，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他鼓励农桑，创制车船，发明文字、音律、医术、算数，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后人为铭记黄帝的恩德，在陕西、河南、河北、甘肃等省都修建有纪念性的陵墓，其中以陕西省黄陵县北一公里桥山上的一处最为著名。 　　关于黄帝的死葬，史书上记载不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史记·封禅书》中还记载汉武帝于元封六年冬(公元前105年)北巡朔方(今河套地区)后，曾到桥山祭奠黄帝陵。可见，桥山的黄帝陵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传说历史。自汉武帝在陵前筑台祭奠以来，历代帝王在清明节期间，常派祭陵钦差前往祭扫。民国以后，国民政府多次派员祭奠。1937年清明节，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曾派林伯渠为代表到黄帝陵举行隆重的祭扫典礼，毛泽东亲自撰写了祭文。 　　黄帝陵在桥山之上，现高3.6米，周长48米，有砖墙围护。南面立明代“桥山龙驭”石碑一通，再南有四角攒尖顶祭亭，内立郭沫若书“黄帝陵”石碑。亭前有两座高约10米的土台，相传为汉武帝求仙所筑。桥山西南麓有黄帝庙，占地约8000平方米，始建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22年)，历代多次重修。正门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前院过厅三间，里面保存了宋至明各代所立碑石70余通，大部分是明清帝王御制祝文和历代重修及保护陵庙的碑刻。厅后为大殿，面阔七间，单檐歇山顶，周有回廊，前有月台，正中悬挂中国现代史学家陈垣书“人文初祖”匾额，殿中供“轩辕黄帝之位”牌位。庙内古柏参天，最大一棵高达19米，下围约10米，传为黄帝亲手所植，故称“轩辕柏”。殿西一株稍小古柏，鳞斑点点，相传为汉武帝征朔方还祭黄陵时挂甲所致，故名为“挂甲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黄帝陵的保护工作。1955年成立了文物管理所，1961年国务院公布将黄帝陵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9年陕西人民政府拨款全面整修，1965年又拨款整修庙门，再现出黄帝陵庄严雄伟的风貌，以迎接海内外寻根访古的人们。 　　第三章 商代王陵 　　商汤立国至盘庚，其间共历10世19王，这些帝王陵墓史无记>载，至今也没有发现。据《史记》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约当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再未迁都”，其间共经8世12王。殷地后世称为殷墟，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南岸是宫殿区、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北岸是王陵区，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陵区位于武官村和侯家庄以北的西北冈(图1)。这里地势稍高，隔河与小屯宫殿区相望，范围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现已发现大墓13座，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五座、西区八座。1934年至1935年及1950年以后共发掘了12座，其中一座是营造以后并未使用的空墓。由于文献不足尚不能考证其各自的墓主。这些大墓中仅有几座的墓道之间有互相打破现象，但绝无墓室相互打破者。可见这些大墓事先是按一定布局排列的。在陵墓区域内，发现有少数中型墓和大量小型墓，应属于大墓的陪葬墓和殉葬坑。东区还有大量的祭祀葬坑。 　　图1 安阳西北岗商代大墓及祭祀坑平面图(采自《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 　　这些墓都属土坑竖穴墓，带有墓道，按照平面形状可分为：亚字形、中字型和甲字形三种。亚字型大墓发现八座，每座墓室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最长，墓室平面呈亚字形或方形。中字形大墓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共发现三座。甲字形大墓仅发现一座，南边有一条墓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传说司母戊鼎就出于此墓。墓道有斜坡状和台阶状二种，长11—60米。墓室和墓道的面积大部分为400—800平方米，深多在10米以上。其中规模最大的为M1217(即1217号墓)，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墓室平面作亚字形，总面积达1803.54平方米，其规模为同期普通墓葬的千余倍。 　　墓室中放置棺椁葬具。椁室平面作方形或亚字形。M1001的椁室平面呈亚字形，高约三米。底部铺设木板，四壁用木板搭接，木板宽约0.4米，长2.6—3.9米，最长达六米，外面雕刻有花纹图案。武官村大墓椁室平面作长方形，四壁用九层原木交叠筑成“井”字形，底及顶也用原木铺盖，椁顶上铺土一层，再盖一层雕花涂朱的木板，椁内置棺。 　　商王陵地面上没有封土坟丘。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墓主是武丁的配偶。墓口上面有房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大小与墓口接近，面上排列有较规整的柱穴。推断它应是当时为祭祀墓主而建造的享堂或寝殿类建筑，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同类建筑。 　　商王陵经多次盗掘，随葬器物几乎被盗尽，仅墓道和殉葬坑内残存少量器物或残片。其中不少精品已流落海外各地。随葬品包括青铜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玉、石、骨、角、象牙、白陶等质地的生活用具和各种装饰品。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几乎包括了死者生前享用的所有贵重物品。其中许多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如M1104出土的鹿方鼎和牛方鼎，分别高60.9和73.3厘米，重60.4和110.4公斤，堪称王室重器。司母戊鼎是已发现的商代最重的青铜器，重约700公斤。妇好墓未被盗掘，出土随葬的青铜器460余件，玉器近750件，骨角器560余件，许多器物制作精湛，造型优美，令人惊叹。可以想象规格远比妇好墓高的王陵，随葬品自当更多、更精。 　　商代后期，使用人殉和人牲的现象相当普遍。人牲是把人当作牲畜杀死后祭祀祖先和山川神灵。被杀的人为战俘和奴隶。人殉则是为王室贵族从死殉葬的人，其中有陪臣、媵妾、侍卫、亲信和仆役。商代除了建筑奠基及一些祭祀仪式使用人牲外，王陵中使用的人殉和人牲不但数量多，处置形式也最为残酷。这些人牲人殉分别埋葬在墓底、椁室外的夯土台(二层台)及墓道和填土中。M1001墓底、椁室周围共殉人23人，另外东、南墓道及东耳室有无头躯体61具，皆分组排列，四条墓道中还有人头骨73个，也分组排列。这些无头躯体和人头骨当是为墓主举行葬礼时被杀的人牲。墓东侧有陪葬坑31个，其中22个坑共埋殉68人。最大的陪葬坑内有棺椁葬具，二层台上也有殉葬人，可见当时等级之森严。总计M1001内的人殉和人牲达160多人。 　　殷王室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在王陵区东部，面积约数万平方米，已发现1400多座祭祀葬坑。坑与坑之间排列有序，可分为若干组，每组少则一坑，多则数十坑。坑多数为南北向，少量为东西向，坑内埋人不仅有成年男女，还有儿童。大多数死者被砍去头颅，有的再断肢、断腰或肢解后扔于坑中。少数女性和少年儿童作捆绑状态，似是活埋的。其中1976年发掘的200多个祭祀坑的人牲总数达1330人，可以想见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是多么地野蛮残酷。 　　商代方国国君的陵墓已发现的有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墓地一号墓。 　　苏埠屯墓地在村东的岭阜上，高出附近地面约五米，已发掘商代墓葬10座。墓圹形制类似殷墟王陵，为长方形竖穴，有的有墓道。墓道有一条、二条和四条三种。其中一号墓是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平面亚字形大墓。墓口南北长15米，东西宽10.7米，深8.25米。南墓道呈斜坡状，长26.1米，宽约三米，其他三条墓道作阶梯状。墓室壁面整治光平，中部放置亚字形木椁，墓底有腰坑和奠基坑各一个。木椁由厚约13厘米的木板构成，长宽均为4.55米，高2米。椁下面铺一层木炭，厚四一五厘米。墓内有人殉、人牲48个。腰坑、奠基坑内各埋殉一人。东西二层台殉人七具，各有木棺，生前身份应属婢妾、侍卫之类。墓道有人牲39人，分三层叠置，其中全躯14具，头颅25个，全是儿童。他们是被杀害后献祭的，其身份似为俘虏或奴隶的子女。墓曾被盗，尚残存铜、陶、石、玉器多件。其中有二件大型铜钺饰镂空人面形纹饰，一件上有“亚醜”族氏铭文。 　　该墓形制、规模及殉葬人数与安阳西北冈的殷代王陵相近。墓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和《汉书·地理志》记载，商末周初这一带为薄姑氏所居，推测该墓应是薄姑氏君主的陵墓。历史上这里曾出土过一批有“亚醜”铭文的铜器，推测薄姑氏君主的陵墓原来当不止一座。 　　第四章 两周王陵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自文王至幽王共历13王。东周(前770年至前221年)自平王至赧[nan腩]王共历25王。关于西周与东周天子的陵墓，史书记载简略不全。洛阳金村和王城发现的战国时期大墓，许多学者认为是周王和西周公的陵墓。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东周王室衰微，政治上、军事上形成了诸侯争霸局面。在丧葬制度上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各国诸侯纷纷仿效天子，超越原有礼制规定，修建宏大的陵墓，随葬众多的器物。 　　目前已发现的诸侯国君陵墓有：北京市房山区燕侯墓和河北省易县燕王墓，山西省曲沃县晋侯墓，河南省浚县卫侯墓，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贵族墓，山东省淄博市临淄故城齐公墓和田齐王陵，河南省新郑县郑公墓，安徽省寿县及淮南市蔡侯墓，陕西省凤翔县及临潼县秦公陵墓，湖北省随州市曾侯墓，河南省辉县魏王墓，河北省邯郸市赵王陵，河南省淮阳县及安徽省长丰县楚王墓，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等。这些陵墓多数属东周时期，其中一部分经过考古发掘，年代、墓主比较明确，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丧葬制度。 　　两周时期的诸侯国君承袭商代制度，都有独立的陵区。陵区的位置或者在国都城外，或者在国都城内。在国都城外的有卫侯墓、秦公墓、魏王墓、赵王陵、田齐王陵、楚王陵、蔡侯墓等，大多位于丘陵地带，距都城近者仅数里，远者近百里。在国都城内的多数属于弱国，为了陵墓安全，常位于都城内一隅。如春秋时期郑公墓在东南隅，齐公墓在东北隅，东周王墓可能在成周(今洛阳市东)的东北部。 　　国君陵墓中已发现陵园的有秦公陵墓、秦东陵和赵王陵。陵园平面近方形，四周有的利用天然沟崖，有的开挖壕沟，有的夯筑垣墙。每个陵园内多数埋葬一代君主，另有陪葬墓和陪葬坑。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有两种族葬墓地。埋葬贵族的“公墓”由“冢人”掌管，按贵族的爵位等级安排墓的位置及坟丘的高度。埋葬平民的“邦墓”则由墓大夫负责，不同家族在墓地中有各自的地域。已发现、发掘的两周时期的贵族墓地基本上属于排列有序的公墓，如晋侯墓、秦公墓、赵王陵、燕侯墓等，具体排列方式则不一定尽如《周礼》所记。 　　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出现在墓上构筑坟丘，已知的战国时期诸侯国君墓上都筑有高大的坟丘。坟丘用土夯筑，形状有覆斗形和圆丘形，底部长宽可达40米左右，最高的达10余米。赵王陵和田齐王陵都建在山岗上，显示出皇权的至高无上。 　　两周时期继承殷代墓上建“享堂”的遗风，属于西周中后期的卫侯墓，墓口上的夯土建筑基址大于墓口的范围，厚1.5米。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和战国时期的魏王墓、赵王陵墓上都发现有建筑遗迹。中山王〔cuo错〕墓上的享堂类基址可复原为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 　　两周时期诸侯国君中已经出现夫妻异穴合葬，战国时期这种制度更为流行。大部分是两墓并列，一大一小，少数是一夫两妻并列。 　　墓室都为土坑式，大部分有两个墓道，平面呈中字形。有的只有一个墓道，如安徽蔡侯墓、临淄齐公墓。个别的没有墓道，如曾侯乙墓，或有四个墓道，如秦东陵第1号陵园的2号墓。陵墓附近都设车马坑，埋葬真车真马。淮阳楚王墓的二号车马坑，埋车23辆，车有单辕、双辕两种。 　　西周时期墓中的棺椁葬具有明确的等级区分。据文献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到东周时期这种制度就被打破了。如曾侯乙墓椁室分为四部分，内置双重木棺，中山王墓有四层套棺，湖南湘乡发掘的两座大夫级的墓葬棺椁多达五重。椁室都用枋木垒砌，搭接处以榫[sun损]卯相连。为了防盗、防潮，北方地区多在墓室内积石、积炭或屯砂。如经过发掘的秦公墓、魏王墓、齐公墓、中山王墓等。南方地区则流行在墓室内填充青膏泥。陵墓中的随葬品以成套的礼乐器等各种青铜器为主，礼器中又以鼎和簋最为重要，它们的数量和组合标志着墓主地位的高低。中山王墓、曾侯乙墓均出土大小成列的九鼎，魏王墓、燕下都16号墓则随葬仿铜的陶鼎九件，符合东周天子诸侯用九鼎的礼制。出土的编钟以曾侯乙墓最为完整。杀人殉葬的制度，在两周时期一直存在，但数量逐渐减少，如秦公一号墓有殉人166人，曾侯乙墓有殉人21人。 　　东周王墓 　　周平王东迁以后，居洛邑王城(今洛阳市涧、洛两河交汇处)。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因避王子朝之乱，徙居成周，赧王时又从成周迁回王城。前后200年间，居成周的有九个周王。考王时(公元前440—426年在位)封其弟于王城，号西周桓公。西周第三代惠公时又封其少子于巩(今河南省巩县西)以奉周王，号东周惠公，此后周王畿地区由东西周公分治，直到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灭周。 　　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览》记载：“灵王(公元前571—545年在位)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其冢民祀之不绝。”“景王(公元前544—520年在位)冢在洛阳太仓中。秦封吕不韦洛阳十万户，故大其城并围景王冢也。”集解又引宋衷曰：“威烈王(公元前425—402年在位)葬洛阳城中东北隅。”所记位置均在今洛阳市东的汉魏洛阳故城附近。 　　1928年河南省洛阳汉魏故城内东北部金村有八座大墓被盗。据加拿大人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介绍，这八座墓排列有序，分为南北两排，北排六座，南排二座。形制均为一个墓道，平面呈甲字形。其中五号墓墓口方形，长宽各约12米。墓道长约80米，宽约三米。木构椁室，周围积石积炭，墓底铺石板。椁室内壁漆成深棕色，顶部绘有图案并嵌有镶琉璃的圆形铜饰。椁室中置两重棺，棺的左侧和墓道与椁室之间陈放随葬品。墓道两侧有“马坑”，坑内出错金银车马器。 　　这个墓地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漆器、银器等。其中错金银的鼎、敦、壶、镜等铜器，透雕镶嵌的璧、珮、带钩等玉器以及铜和银的人物像等制作极为精美，当属王室用器。许多铜器上铸刻铭文，作器者皆为周朝的宗室或大臣。其中最著名的为二套共14件的[厂下驫][biao标]氏编钟和一对令狐君嗣子壶。前者铭文共65字，内容记载周威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进入长城事，可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印证。后者为令狐氏后裔所作，年代约当公元前400年前后。其他有些器物时代则属战国晚期。汉魏故城在东周时为成周所在地。这处墓地很可能是周敬王迁成周后几代周王的墓。 　　洛阳市王城东北隅发现四座较大的战国墓，东西排列，互相毗邻。形制均为一条墓道向南、平面呈甲字形的墓。其中二座已发掘。一号墓墓室口大底小，口部长10米，宽9.1米，近正方形。墓道为斜坡式，长约40米。墓内填土均经夯打。墓室及墓道壁上彩绘红、黑、黄、白四色组成的图案。木椁为长方形，椁底有垫木15根，椁外积石积炭，椁内置漆棺。墓内出土的一件石圭，上有墨书“天子”二字。在这四座墓以南，发现一个长方形车马坑，内埋一车、四马、一犬。此外，在王城东城垣内，还发现多座甲字形墓。其中一座墓的四壁经过整修，椁用圆木垒成，外有积石积炭，内有两重漆棺。随葬品中有铭刻“繁阳之金”的铜剑一件，字以红铜错镶。王城内发掘的几座甲字形墓，年代均属战国时期，可惜均被严重盗扰，随葬品残留不多。这些墓位于王城之内，排列有序，规模巨大，墓主身份决非一般贵族。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居住在王城内的最高统治者是西周公。这些墓的主人应为西周公及其亲属。 　　燕侯与燕王墓 　　燕是周初武王分封的一个诸侯。《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的始封地在何处，历史文献的记载众说纷纭。直至70年代，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和燕侯墓地的发现、发掘，才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燕侯墓地位于琉璃河遗址东部，西北为西周时期燕国都城遗址。在这里先后发掘过带一条墓道、两条墓道或四条墓道的大墓多座。这些大墓分布在约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则无一定规律。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有“车马坑”，多在主墓北面。有的整车平放，杀死的马放在车辕两侧；有的先将杀死的马排放坑底，再将拆开的车部件放置其上，车轮斜倚坑壁。1986年发掘的1193号墓，是最大的一座。墓室口大底小，口长7.68米，宽5.35米，四壁整齐。墓室的四角上各有一条墓道，均为斜坡式，长4.05—5.55米、宽一米左右。这种在四角开设墓道的形制在其他地方尚未发现过。椁用方木构筑，四壁由五一六块叠置，椁顶用13块覆盖，椁底用九块平铺。部分随葬品放在椁上，填土夯筑以前普遍盖有草席。该墓被盗，棺制不详，出土随葬品较少，重要的有漆盾和带铭文的铜罍〔lei垒〕、铜盉〔he禾〕。铭文明确记载了西周初年周王册封燕侯授民授土，把九个国(族)一起划归燕侯管辖的史实。虽然学者对这些铭文中某些字句的释读和解释还不一致，但它确切无疑地说明这是一座西周初期的燕侯墓。墓地还出土带“匽(燕)侯”铭文的铜器多件，有的铭文记述燕侯赏赐下属奴隶、货贝。一件铜鼎记载堇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贡献食物并受到赏赐，可与文献所载召公以长子封于燕，本人仍在宗周辅弼王室的史实相印证。琉璃河燕国墓地和城址的发现证明燕侯始封的都城就在这里。 　　《水经注》记载燕昭王((前312—前279)时营建武阳(今河北省易县东南)作为下都，而据考古发现，营建时代可能更早。至公元前226年秦军占领下都，燕王喜逃奔辽东，其间各代燕王可能都葬于下都。 　　燕王墓位于燕下都东城的西北角，分为南北两个墓区，中间被古河道和隔墙相隔。北区有13座坟丘，南北分作四排，排列井然有序。最北一排四座，东西分为两组；最南一排三座，中间一座较小，位置偏南；中间两排，每排三座，东西并列。比较大的六座长、宽约40—55米，高7—15米。南区有10座坟丘，封土较北区小。南北分为三排。北面一排五座，其中西面三座为一组，东面两座为一组；中间一排四座，分为两组；另有一座单独在西南角。封土全系夯筑，大小不一。就其组合排列情况看，至少有九组。每组都有一座较大。这些墓特别是北区的墓每排可能为一代燕王及后夫人的陵墓。 　　南区北排中间的一座已发掘。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10.4米，四壁夯筑后再用火烧加固。南北两端有略高于墓口的坑道，似为墓道。墓曾被盗，残存随葬的礼器、编钟，但无兵器、车马器。礼器均为陶质，形制完全模仿铜器，有九件列鼎一套，七件列鼎二套，簋八件一套，鼎簋数合乎文献所载的“王制”。 　　晋侯墓 　　周成王时(约公元前1054年)，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地。叔虞子燮[xie泻]改国号为晋，称晋侯。自此之后至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前后立国600余年。《史记·晋世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括地志》认为在山西省翼城县西20里。史载晋曾多次迁都，且说法不一。今曲沃和翼城交界处的天马村和曲村之间有一处大型遗址，时代以西周时期为主。通过多次考古发掘，一些学者认为该遗址的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晋献公八年(前668年)迁都于绛之前，晋国早期的都城就在此地。 　　自1992年至1994年在天马一曲村遗址东部发现了晋侯墓地并进行了五次发掘(图2)。墓地东西长约180米，南北长约140米，共发现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17座。其中16座墓葬分南北两排，每排八座，两座为一组，方向基本为南北向。这八组墓依时代从早至晚依次排列，连接紧密，并无空缺，当为依世系继承的八代晋侯。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年代最早的墓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即穆王前后；最晚的墓已入春秋时期。从出土铜器铭文中已经发现六位晋侯的名字，其中晋献侯苏的名字与《史记》记载一致。根据各组墓的先后顺序，结合《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世系，可以确定八组墓的墓主为父子相承的八代晋侯，即：武侯、成侯、厉侯、靖侯、釐[xi西]侯(公元前840—823年在位)、献侯(公元前822—812年在位)、穆侯(公元前811—785年在位)、文侯(公元前780—746年在位)。 　　图2 晋侯墓地平面分布图(采自《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每组墓的规模一个大，一个小。大者随葬器物中铜礼器多，鼎簋之数比小者高一个等级而且有武器、乐器。小者随葬器物中礼器少，不见武器和乐器，一般有大量玉石器。每墓只葬一人，皆仰身直肢。经过对可辨人骨的鉴定，较大墓为成年男性，较小墓为成年女性。这种关系应属夫妻异穴合葬。 　　墓室都为南北长的长方形竖穴，均有墓道。墓道有一条和二条两种，整体平面呈甲字和中字形。葬具有一椁一棺、一椁二棺和一椁三棺三种。椁室系在墓下组装而成，一般长四米，宽三米左右，高约两米。椁内壁悬挂有铜鱼、石鱼、铜铃、海贝等饰物。椁底下放置垫木，有的二根，有的三根。棺均髹[xiu休]漆并彩绘。多数墓的底部，椁顶和椁周填有木炭，有的墓还使用了积石。一部分墓葬内有葬车，多者七辆，少者一辆。葬车有的放在椁顶上或椁上填土之中，有的则放置在靠近墓室的墓道底部。 　　随葬品放在棺椁之间和墓主人身上。棺椁之间放礼器、乐器、武器和车马器等。青铜礼器多数放在头部，乐器一般放在足下，武器和车马器则无固定位置。墓主人身上主要随葬玉制的“覆面”、项链、耳环(玦)等。青铜礼器种类有鼎、簋、壶、鬲、爵、觯[zhi至]、盘、匜、尊、卣、甗[yan演〕、方彝等。乐器有八枚一套编钟，还有石磬。各墓所出鼎均为列鼎，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簋的形制、大小、纹饰相同。鼎和簋的数量组合是当时葬礼中贵族等级的主要标志。晋侯及其夫人的鼎簋组合主要有五鼎四簋，三鼎二簋两种，七鼎五簋仅有一座。 　　每组墓之东都有车马坑一座，最大的一座面积近300平方米，是现知西周时期最大的一座车马坑。南排西边两组还有陪葬墓和祭祀坑。陪葬墓每墓葬一人，均为女性。祭祀坑有的埋一马，有的埋一人，少数为空坑。埋马和人的坑内陈放有玉石器和辔饰等。 　　卫侯墓 　　周成王与周公旦平定武庚之乱后，大举分封诸侯，封康叔于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统治商都附近，是西周时期的一个重要藩国。 　　卫侯墓地在今河南省鹤壁市辛村东、淇水之滨，距朝歌约20公里。已发掘范围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发现大墓十余座，已发掘八座，大抵属公侯或君夫人墓。墓地年代自西周中晚期至东周初年。墓葬按早晚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排列，未发现互相迭压或打破的情况。墓向一般头向北，殉葬坑在右，车马坑在左，这样的布置应是有意规划的。 　　墓室都为南北长的长方形竖穴，墓室南北两面各有一条斜坡形墓道，整体平面呈中字形。椁的底部用圆木竖铺，四壁用稍加工的原木构成井字形。椁外有放置器物的夯土二层台。随葬品放置大多有一定位置：礼器在头部，车马器在足下，兵器在身侧，衣、甲、贝、玉在椁内和棺内。椁顶填土内多放置实用的车马器或车舆。 　　墓地发现两组大墓，每组两个，东西并列，相距六米。右侧一座，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也较丰富。据出土随葬品推断，墓主为男子，左侧墓主是女子，这种关系应属夫妻异穴合葬。 　　虢公墓 　　虢国始封于西周初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虢有三处：一在今河南荥阳一带，称东虢；一在今山西平陆和河南陕县一带，称北虢；一在今陕西宝鸡一带，称西虢。 　　1956—1957年在三门峡市(原陕县)的上村岭发现并发掘了虢国贵族墓地，1990年又在该墓地的北区进行第二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40多座和多座车马坑。墓地位于黄河南岸的高台地上，北面因受河水浸蚀，形成近百米高的深沟峭壁。墓地南边4.5公里处为北虢都城上阳，遗址尚存。墓地的时代最早可到西周晚期宣王、幽王时代，没有发现晚于东周早期的墓葬和随葬器物，和公元前655年灭虢的年代是相符的。 　　已发掘国君墓两座，墓主一座为“虢季”，一座为“虢仲”；太子墓两座，墓主一座为“元徒”，一座为“车”。这些墓集中在墓地的北部，埋葬较分散，排列不很整齐，没有像晋侯墓那样两座并列成一组的现象。整个墓地没有发现早晚互相打破的情况，可见当时埋葬时有所规划。 　　墓室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长5.3—5.8米，宽3.7—4.4米，深11—13米，没有墓道。墓室四壁平整光滑，表面均匀涂抹一层淡绿色的涂料。墓内填土均经夯打。葬具三重，有一椁二棺和二椁一棺两种。椁盖板四角放置圆形穿孔蚌饰，外棺上部有棺罩，棺罩上覆盖缀饰铜铃、铜鱼、陶珠、石贝等的织物。椁与外棺之间的底部铺一层席子。死者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向北。 　　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且品类繁多。铜礼器放置在棺外西侧和北侧，棺外东侧和南侧主要放置兵器与车马器，玉器等装饰品则放置在棺内和棺盖上。铜礼器有鼎、簋、鬲、盨[xu须]、方壶、圆壶、簠[fu府]、豆、盘、尊、爵、觯等；乐器有编钟、编磬、钲[zheng争]等；兵器有戈、矛、镞。多件青铜礼器上铸有铭文，为识别墓主提供了可靠证据。随葬列鼎有七件一列和九件一列，规格相当周礼记载的天子和诸侯，可见僭越的现象在两周之际的虢国已经出现。随葬的动物形象玉器品类众多，造型生动，几乎包括了我国北温带地区所有的动物品种。覆盖于死者面部的缀玉面罩，以玉制品组合成面部形象，包括眉、目、鼻、口、耳、下颚、左右面颊、印堂等部位。这种面罩应即周礼记载的“幎[mi密]目”，反映了当时的丧葬礼俗，而且影响及于后世。虢季墓出土的一件玉茎铜柄铁剑，系用人工冶炼铁制作的，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炼铁实物。 　　秦公与秦王陵墓 　　秦本为西陲小国，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始封为诸侯。公元前677年，秦德公迁都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至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迁都栎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武屯镇东北)。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又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秦建都于雍近300年，其间共有君主19人。这个时期秦公墓地在凤翔县南渭河北三畤〔zhi志〕原上，北距雍城10公里。陵区范围约21平方公里，外有一条壕沟(隍)围绕。陵区分为13个陵园，每个陵园均有隍壕围绕。隍宽一般三一四米，深2.7—3.5米。各隍总长达35公里以上。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面积最小的约2.7万平方米，最大的达35万多平方米。每个陵园内有一个、两个或三个主墓，主墓在陵园的偏南部，一部分两侧用马蹄形的内隍围绕，构成双重隍壕。这里共发现大墓21座，而秦在建都雍城期间仅有19位王，有的墓可能是君夫人的墓。其中有三组两个中字形大墓共用一隍，两个墓中一个较大，一个较小，有的学者推测它们应是国君与夫人的异穴合葬墓。这些大墓地面上均无封土。37号墓的墓口两侧有河卵石平铺的散水，墓室正上面残存夯土基础。1号墓墓室上部残存一排柱洞，陵墓周围散布有各类瓦片。推测原来墓上应有覆瓦建筑，其形制功能应与殷墟妇好墓上的享堂类建筑近似。 　　墓都为东西向，平面分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和一条墓道的甲字形两种。中字形大墓共18座，墓室平面长方形，东西两面各有一条墓道，东墓道为主墓道。有的墓在东墓道开一个或两个耳室。其中1号墓规模最大，全长300米，总面积5334平方米。甲字形大墓共三座，墓室平面长方形，东面有一条墓道。各墓之间的排列有一定顺序。每个大墓的右前方均有一个平面呈凸字形或目字形的车马坑。在1号和2号的陵园中还发现许多小墓，推测是墓主人的陪葬墓或祭祀坑。 　　1976年至1986年历时10年，发掘了规模最大的1号大墓。墓室四周有三层台阶，宽度二—六米，上下层相距5.3—7.6米。第三层中部为椁室，平面呈曲尺形，分为主副两部分。主椁室位于中部，东西长，南北狭。椁室四壁以双层枋木叠垒，首尾用榫卯结构衔接，椁底以双层枋木铺垫，椁上用三层枋木铺盖。南北向的枋木两端均有榫头伸出，组成长方形框式结构，外观如同长方体的木屋。这种框式结构应是后来“黄肠题凑”式椁室的前身。副椁室位于椁室西南，南北长，东西狭，四壁及底盖均为单层枋木叠筑，两端无榫头。两椁之间有小门相通。整个椁室属于三重椁结构。每根椁木长5.6—7.3米，重数百斤，经鉴定为清一色柏木。这种规格及用材按史籍记载为天子等级，属于对周礼的僭越。椁室周围填充厚3.3—3.8米的防潮木炭。1号墓因历史上曾多次盗扰，随葬品绝大多数无存，仍出土金、玉、铜、铁、石、陶、漆木等各类随葬品2000多件。一件石磬残块上刻有“龚[赵字乂换亘]〔yuan元〕是嗣高阳有灵”八字篆文。 　　1号墓墓室的三层台上及墓道内共殉葬166人，均有棺，侧身屈肢跪卧。葬于椁室周围的72人，棺内有框架，外用枋木叠垒；靠近墓室四壁的94人棺作匣形，棺板极薄。从埋葬的位置和葬具的不同，分析他们的身份是不同的，有姬妾、近臣，也有家内奴隶。填土中发现人骨20具，有些是填土时埋葬的，有的则是大墓建造完成后又重新挖坑埋入的。这部分人的地位应当更为低下。《史记·秦本纪》记载：“武公(公元前697一前678年在位)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到了献公时(公元前384—前362年在位)才“止从死”，废除了落后的人殉制度。据石磬篆文推测，1号墓应为秦景公(公元前576—前537年在位)之墓。这个时期正当秦国奴隶制发展的时期，殉葬之多反映了这种历史现实。 　　随着秦都的东迁，秦国君主的陵墓也向东转移。《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秦武王(公元前337—前309年在位)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正义引《括地志》：“秦悼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据考古调查确定，这两座陵墓在今咸阳市周陵乡的北塬上。现存覆斗形封土，高10余米，南北相距200余米。它们长期以来被误为是周文王和周武王陵，陵前尚存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墓碑。 　　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秦的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49年在位，陵名芷陵)和唐太后，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在位，陵名寿陵)和华阳太后，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8年在位，陵名阳陵)和帝太后以及宣太后、悼太子皆埋葬在芷阳，帝后均为合葬或会葬。因在雍城诸陵以东，总称为东陵。《汉书·萧何传》载：秦末召平曾任东陵侯，负责东陵陵园管理事务。 　　按《汉书》、《水经注》等记载，秦芷阳县一说在灞河之东，一说在灞河之西。据考古调查发现，秦芷阳城遗址在灞河之东临潼县韩峪乡一带。1986年以来，在这一地区先后发现了四座陵园，从其出土文物和陵园建制判断应是秦东陵。 　　已发现的四座陵园，分布在秦芷阳城东骊山西麓的山前冲积扇上，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均按自然地形布局。每座陵园周围均有隍壕设施，一号陵园东西长4000米，南北宽1800米，二号陵园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隍壕有的是利用自然沟壑，有的是人工开凿的，壁面用天然石块筑砌，既利于防洪排水，又起到围护陵园的作用。陵墓建在高丘之上，地面无封土。主墓平面形状有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三种。一号陵园主墓为两座并列的亚字形墓，二号陵园为一座中字形墓和三座甲字形墓，呈品字形排列。墓室基本都呈方形，如一号陵园和四号陵园的亚字形主墓，墓室大小基本相同，长宽皆为55—58米，深26米。亚字形的墓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其中东面墓道最长。中字形的墓东西各一条墓道，也是东墓道最长。东墓道是陵墓的主墓道，墓的方向应是坐西面东。墓道为斜坡状，平面均为里侧宽的梯形。大部分墓道的一侧挖建耳室，形制大小基本相同。 　　陵园内建有礼制性的建筑，一号陵园陵旁有四处，二号、四号陵园各有一处，三号陵园有两处。据《后汉书·祭祀志》载：“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这些建筑当属陵寝类建筑。 　　陵园内有陪葬墓和陪葬坑。一号陵园有两处陪葬墓区。陪葬墓有甲字形墓，也有小型土坑墓。两个陪葬坑位于墓的前方，坑内有马骨、漆木痕迹等。二号陵园陪葬坑内曾出土过铜车构件和马饰。推测这类陪葬坑可能是埋葬车马的。 　　东陵陵园建制，墓室构造，从葬车马坑的设置等基本上沿用凤翔秦公墓，规模更加宏伟。对各陵园的墓主，研究者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四号陵园为昭襄王的陵墓，有人认为一号陵园为昭襄王的陵墓。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掘。 　　齐公和齐王陵墓 　　周武王时封姜太公于齐，是当时一个较大的诸侯国，都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约公元前9世纪中叶的西周晚期，齐献公由薄姑迁都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历经春秋战国，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都于临淄达600余年。 　　据对临淄故城及附近的调查、勘探，西周到春秋时期齐国国君的墓地在故城内东北部，已发现大中型墓20余座。其中一座已发掘，有一条墓道，平面呈甲字形。墓室四周用大石块砌筑成椁室，厚1.5—2.5米。墓的东、西、北三面有相连的殉马坑，已发掘部分殉马228匹，推测共有殉马约600匹。墓中随葬品已全部被盗，据马坑出土陶器判断，年代属春秋晚期。按文献记载，并结合其规模推测，该墓主人可能是齐景公。 　　公元前386年田氏代替姜氏为齐侯，至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共历八王。 　　田齐王陵在山东省临淄故城东南约11.5公里的泰沂山脉东北麓，以北为广阔的鲁北平原。陵区范围约六平方公里，分布着坟丘20余座。其中两组尤其高大，南北相望，形制一致。组为四座并列，俗称四王冢；一组为两座并列，俗称二王冢。北魏时期的《水经注》认为是东周时期齐国国君墓，据考证应属战国时期田齐国君的陵墓。 　　陵墓建在山岗上，以夯土构筑。下部陵台连成一体，平面长方形，似为三层台阶式，逐层收缩。陵台上分建坟丘，底部方形，上部圆形，高10余米。此外在“二王冢”和“四王冢”的西北和北面有五座坟丘，西南方的谷地和山坡上有八座坟丘，形制近似，仅大小不同。这些坟丘中相当一部分是两个并列成一组，其中一个较大、一个较小，应属于夫妻同茔不同穴的合葬。 　　赵王陵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自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迁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至公元前228年秦破邯郸，赵王迁投降并被流放于房陵(今湖北省房县)，其间共有八王。关于赵王陵墓史籍没有明确记载。 　　赵王陵在河北省邯郸市西北20多公里的丘陵地带，分属邯郸市和永年县。现有坟丘七个，分成五组，其中两组各包括两个并列的坟丘，分别修筑在五个小山上，组成五个陵园。 　　坟丘筑于山巅，以山为基，上筑“陵台”，规模宏大。台面平坦，呈南北长的二层台阶式，底边长181—340米，宽85—216米，四周经夯打加固。上部封土在台中部，底边长43—66米，宽30—47米，残高3—15米。各“陵台”东边有东西向的大路，应即神道。路呈斜坡状，宽61—78米，残长85—286米，边缘经夯筑，非常坚固。陵区内还发现一些中小型墓，有的有封土，有的不显封土，应属陪葬墓。 　　三号陵陵后有两座陪葬墓。排列成品字形，三墓之间尚有一些不显封土的小墓。四周原有围墙，地下尚存夯土墙基，平面近方形，每边长约500米。其中西北的一座墓封土较小，上面散布有许多瓦片，早年似有木构建筑。1978年经过发掘。墓室东西两面有墓道，平面呈中字形。内有二重椁，外椁为石砌，内椁为木构。棺已不存，仅有红、黑两色的漆皮。西墓道有殉葬坑，内埋两个殉葬人，东墓道有车马坑，内殉两匹马。墓内几经盗掘，随葬品一无所存。从规模、殉人等分析，墓主人身份较高。 　　陵区中的五个陵园，恰好与史书上没有记载葬地的五王(敬侯、成侯、惠文王、孝成王和悼襄王)相符，可能是他们的陵墓。其中两座陵园中有两个并列的坟丘，有可能是夫妻异穴合葬，也有可能是后世个别文献记载葬于常山和灵邱的肃侯与武灵王的陵墓。 　　魏王墓 　　魏国是战国时期七雄之一。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历六王，至公元前225年被秦所灭。根据考古发现，魏王墓分布在黄河以北的河南辉县、汲县一带。1950—1951年在河南辉县城东三公里的固围村，发掘了三座魏王及夫人墓。三座墓东西并列坐落在一片高地上，高地利用天然丘岗整修而成，东、北、南三面为断崖，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35米，高两米多，四边经版筑。另外高地南面0.5公里处有一座大墓，规模与此相当，西南一公里也有一座大墓。整个墓地的范围或应更广。 　　三座大墓居中者较大，两侧较小，形制相同，应属魏国王室的异穴合葬墓。墓葬建造虽有先后，但布局规整，当是事前经过规划的。 　　墓室南北两端有墓道，平面呈中字形，通长达150米以上，深15米以上。墓室平面长方形，底部平铺多层巨石，上面用枋木垒砌椁室。椁室底部用单层枋木铺排，四壁用枋木叠垒，厚达一米，顶部盖两层木板。周围用巨石砌墙，墙内填充细砂。椁室以上填土夯实，椁室内置棺、椁，空间填木炭。木椁也用枋木构成，四壁和上下的枋木搭接处以榫卯相连。椁外涂黑漆、里面涂红漆。1号墓南墓道前端发现放置两辆马车的木室。 　　墓室上原建有瓦顶享堂类建筑，基址略大于墓圹。中间一座为七开间，基址方形，包括散水在内每边长27.5米。两侧的享堂较小，大概都是五开间。 　　这些墓早年都已被盗，仍出土了较多的随葬品。有仿铜陶列鼎九件，还有错金银马头形车辕饰，由五块白玉和两个鎏金兽头构成的大玉璜，包金镶银带钩和多件用固体还原法冶炼成的多种铁器。此外被盗卖到国外去的漆棺残片、夹纻[zhu注]大鉴、黄金饰物等据说即是2号墓出土的。 　　中山王墓 　　中山属白狄别种，春秋时称鲜虞。公元前5世纪初始称中山。公元前407年被晋所灭，至公元前388年复国并迁都灵寿，前296年又被赵国所灭。其间80余年共历五王，后二王一个死在齐国，一个被赵灭后送回老家肤施(今陕西延安)，前三王的陵墓大概都在灵寿。 　　墓葬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城北约10公里、古灵寿城址的内外。墓地分为两处，一处在城西二公里的西灵山下。两座大墓东西并列，西侧1号墓已发掘，为中山王墓，年代约当公元前310年左右。另一处在城内西北部，地处东灵山下，由南向北排列三座大墓。南端6号墓已发掘，也是一座王墓。两座王陵上部都有夯筑的高大坟丘。附近有车马坑和陪葬墓等。 　　已发掘的1号和6号墓结构基本相同，坟丘上原有享堂类建筑。1号墓坟丘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7.5米，呈三层台阶状。上部建筑基址可复原为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墓南北有墓道，平面呈中字形，全长110米。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14.9米。椁壁石砌，葬具为四层套棺。椁室两侧有放置随葬品的东、西库。大墓以北两侧有陪葬墓，南面两侧各有一座车马坑，西侧有一座船坑。 　　1号墓出土的陵园兆域铜版上用金银镶嵌出中山王陵园的规划图。图上详注陵园各部位的尺度。图中长方形丘坪上整齐地排列五个享堂。居中为王堂，两侧为王后堂、哀后堂，两端为夫人堂，大小分为两个等级。丘坪之外绕以内宫墙和中宫墙。前侧正中有门直达王堂，后部两墙之间有四座方形的宫。图上王堂标注的尺度与1号墓上建筑址的尺度大体相符。这种以一个国君为中心的墓地布局与魏王墓、赵王陵基本一致。图上标注各墓所用的葬具大体分为三个等级。 　　两墓虽经盗扰，仍出土随葬品19000余件，主要发现于椁室两侧的库中，包括九鼎、四簋、编钟、编磬等成套铜、陶礼器、乐器和大量用具、装饰品。其中1号墓出土有长篇铭文的鼎、壶，记载了燕王哙禅位后引起内乱，中山乘机出兵伐燕夺得土地的事实，也反映了中山国的政治、文化状况。金银镶嵌龙凤形铜方案、十五连盏铜灯、银首人俑铜灯和几件错金银动物形器座(神兽、牛、犀、虎、鹿等)制作精巧，造型逼真，艺术价值极高。 　　曾侯墓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的曾国在今山东峄县和河南睢县两地，随国在江汉地区。但江汉地区多次出土曾国铜器而未见随国铜器。1978年和1981年在湖北随州市西郊发现并发掘了两座战国时期曾侯国君的墓葬，其中1号墓主人为曾侯乙，引起人们对曾、随问题的关注。大部分学者认为曾即史籍上的随，是东周时期的一个小国，位于汉水下游以东一带。该墓保存完好，出土遗物丰富，年代稍晚于公元前433年，是研究东周时期江南地区葬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墓地原是一个圆形大土坡，名叫“东团坡”，据推测原先应有较大的坟丘。墓室开凿在丘陵的岩石中，形状不规整，面积220平方米，深约13米，无墓道。底部置木椁，周围填木炭，总计约12万斤，木炭上铺青膏泥，再上为经过夯打的填土。 　　椁室和墓室形状相同，分为东、西、北、中四室，由171根方木垒成，高三米以上，共用木料约380立方米。各室均为长方形，隔板下部有方形小洞相通。这种将椁室用隔板间隔出多室的结构是当时楚地大中型墓的普遍形式。二重木棺放置在东室，制作相当考究。外棺用青铜柱构成框架，其间嵌木板，四周有铜纽。棺内外髹漆，外绘彩色花纹及神兽、武士。随葬品置于北室和中室。东室和西室放置陪葬棺，21个陪葬人均为青少年女子。 　　此墓共出土随葬品10000多件。在各种青铜礼器中有“升鼎”九件，簋八件。还有全套编钟、编磬，钟64件(加上楚王所赠的一件镈[bo驳]钟共65件)、磬32件，较好地保持着原来的悬挂状况，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场面。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中心部分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其他各种乐器品类众多，有些是失传多年的古乐器。所出的尊盘造型精巧、结构复杂，其透空附件部分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反映出早在先秦时期我国青铜铸造已达到相当高超的水平。曾侯乙仅是当时一个地位不高、疆域甚小的侯国君主，其随葬品竟如此华贵、齐备，充分反映了当时上层贵族生活奢靡、礼制僭越的历史事实。 　　2号墓在1号墓西约100米处，规模较小，年代约为战国中期，随葬品2700余件，也使用九鼎八簋，并有成套编钟、编磬。 　　第五章 秦始皇陵 　　秦始皇名嬴政，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13岁继位，22岁亲政，在位37年。他在位期间，兼并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此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文字，北筑长城抗御匈奴，对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他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和陵墓，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他死后不久，秦朝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秦始皇陵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城东五公里的骊山北麓，它是保存至今的我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开创的陵寝制度对以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很大。1961年国务院公布秦始皇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秦始皇即位以后，便开始在骊山营建他的陵墓。统一天下以后，又从全国各地征调70万人参加建陵工程，秦二世时继续修造，前后费时近40年，直到秦亡，陵园尚未全部峻工。工程之浩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据史籍记载：“陵冢”高50余丈，周围五里有余，墓内建筑各式宫殿，陈列各式奇珍异宝，以人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还装置许多弓弩，以便射杀入墓的人。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时，下令始皇宫内没有子女的宫女全数殉葬。为防止泄密，参加修造墓葬的工匠都被活埋在墓里。秦亡后，项羽入关中，动用士卒30万人发掘历代陵墓，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宝物运了一个月还没有运完。秦始皇陵的地上建筑也被大火烧尽。传说后来有一个牧羊人寻羊，进入墓室，因持火照明，引起地宫失火，延烧三个月不能灭。唐代末年，黄巢农民起义军进入长安也曾发掘秦始皇陵。五代时军阀温韬又以筹军饷为名，再次大规模地盗掘秦始皇陵。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至今秦始皇陵园地面上的建筑已荡然无存，仅存一座巨大的坟丘。 　　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对秦始皇陵园作过多次勘查，大致了解了陵园的布局，发现了一批地下陪葬坑、陪葬墓、修陵人员墓和各种建筑遗址。 　　陵区位于骊山北麓冲积扇的前部，南到骊山，北到新丰原，东到鱼池水，西到赵背户村西的古河道，范围约40多平方公里(图3)。 　　图3 秦始皇陵平面示意图(采自《秦始皇兵马俑坑》，文物出版社) 　　陵园在陵区中部，由内外两重城垣构成，平面呈南北长的回字形。外城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东北角利用北、东墙另筑一座小城。城墙都为夯筑，基宽约8米。内外城四面各开一门，两两相对，小城只有南北二门。各门均建门阙，内城四角有角楼。 　　陵墓位于内城的南部。封土呈三级台式覆斗形，顶部平坦。基底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地上现存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高约76米。根据钻探，地宫平面近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周围有砖坯砌成的墙。三面有门和斜坡状门道：东面五条，西、北两面各一条。 　　东汉蔡邕《独断》记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稍后的应劭也有相同的说法。帝王陵园专门设寝当始于秦始皇。寝殿在坟丘西北50余米处。基址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500平方米，中间为高台基，周围有回廊。在寝殿西北，南北长670米、东西宽250米的范围内发现由南向北成组排列的建筑基址，之间有石子路相通。已发掘的一组包括东西横列的四座建筑基址，踏步与室内地面均用青石砌筑。以其规模和形制推测当属“便殿”。内城东、西、南三面还有沿墙建筑的廊房遗址。陵园西北部内外墙之间为供奉饮食的“食官”所在，已发现建筑基址三组，出土乐府造的铜编钟，刻记“骊山园”、“丽山[饣人][si饲]官”的陶器。这些遗址附近发现的建筑用材有石质水道，空心砖、大板瓦以及直径半米多的夔纹瓦当等，可见当时的陵园建筑相当宏伟。 　　坟丘两侧和内外城墙之间分布大批陪葬坑，已发掘的有珍禽异兽坑和铜车马坑。铜车马坑在西侧20米处，坑平面呈中字形。在一个过洞内出土两乘前后排列的铜车马，大小约为真车真马的1/2。车均双轮单辕，每乘驾马四匹，车上各坐一名御官俑。车马的鞍具齐备，通体彩绘并以大量的金银为饰，制作华丽精细。坟丘的西北角有一座平面呈甲字形的大墓。内城东北角的小城内发现20多座墓葬，可能是一处陪葬墓区。 　　陵园东南分布着殉葬墓和从葬坑群。殉葬墓的葬具为一棺、一椁。葬者有男有女，年龄都在20—30岁左右，骨殖凌乱，肢体不全，显然是杀戮后一齐掩埋的。死者可能是被秦二世残杀的宗室诸公子、公主或大臣。从葬坑南北分成三行，排列密集有序，坑内埋有跪坐的陶俑和马骨。出土器物上刻着“中厩”、“官厩”、“三厩”等字样，说明这批坑象征着宫廷的马厩，俑则是养马的仆役。 　　陵园西南一公里处有埋葬建陵中死亡的役人或刑徒的墓地。墓坑狭小，每坑埋二一三具尸骨，基本上都是男性青壮年。从出土残瓦片上的文字得知，死者都是从原来山东六国地区征调来服役的人员。 　　陵园西北有打制石材的场地，面积约75万平方米，出土各种铁工具、石料等。陵园周围还有烧制陶制品的陶窑，其中陵园西侧比较密集。陵园东南的骊山沟口修筑有一道高10米、长1400多米的堤坝，使洪水出山后转向东流，以避免陵园遭受山洪水患，设计上是很周密的。陵北约2.5公里处，因造陵取土致使地势低洼、积水成池，称为“鱼池”。鱼池东北有一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推测可能是战国秦步寿宫遗址，秦始皇修陵时曾用作宫邸。 　　陵园东门东北1200米处，发现了一组四座兵马俑坑，坐西面东，南北分为两排，总面积25380平方米。一号坑在南，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10米，南北宽62米，深4.5—6.5米，四面各有五条斜坡通道。二号坑位于一号坑东北，平面呈曲尺形，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深3.2米。东西两面各有三条、北面有一条斜坡通道。三号坑在一号坑西北，平面呈凹字形，面积520平方米，深5.2—5.4米，东边有一条斜坡门道。四号坑是个空坑，大概没建成就废弃了。一、二、三号坑内都放置着同实物大小相近的陶质武士俑、马和木质战车等。从已发掘的三号坑和一、二号坑的一小部分推测，估计共埋藏陶俑约7000个，陶马642匹，战车130辆。根据遗迹判断，三个坑都是土木混合结构的坑道式建筑坑壁边沿夯筑出二层台，一、二号坑还在坑内加筑多道夯土墙分为若干“间”。坑壁两侧安置对称的木柱，上搭棚木和苇席，再上覆压泥灰和土，高出地面约二米。坑底部以砖铺墁[man慢]。门道口用立木封堵，再填土夯实。 　　一号坑已发掘东半部，出土木质战车八乘，每车驾四匹陶马，出土陶俑1087件。除两侧一排俑外，都面向东方。俑分为车兵和步兵两种，身份有军吏和士卒两类。冠戴和衣饰均有区别，有的身穿铠甲，有的不穿铠甲。士卒俑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隶属于战车的步兵，另一种是独立的步兵。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以步兵为主体，分成前锋、后卫、主体、侧翼等部分，构成规整的步兵军阵。 　　二号坑出土武士俑1000多件、战车80余辆、陶马300多匹，分为车兵、步兵和骑兵。整体面向东方。步兵居左前方，左侧基本上是骑兵，右侧是车兵，中间车兵后相间步兵，构成各兵种联合编组的大型混合军阵。 　　三号坑面积较小，中间有髹漆木质战车一辆，左右两厢为身穿铠甲的侍卫俑，沿坑壁的四面向内相对排列，根据专家研究应是统辖二号坑的指挥部。 　　武士俑和战车上原来装备有实用兵器，大部分已缺失。各类陶俑根据所处位置、身份和姿势分析，使用不同种类的兵器，包括戈、矛、戟、剑、盾、弓、箭等短兵器和远射武器。金属兵器除个别为铁制，大都是青铜铸造的，至今十分光亮、锋利。化验证明大部分表面经过铬盐氧化处理，以增加抗锈蚀的能力，表现出高度的工艺水平。 　　陶俑和马的制作一般采用先按不同部位分别用陶模翻出胎型，然后衔接粘合，再雕塑细部，外表涂绘鲜艳的彩色。彩色大部已脱落，据分析质地多为矿物质。颜色种类很多，以红、绿、黑为主，辅以蓝、白、黄等色，不同部位上相间使用，显得十分壮丽和谐。俑的造型因其出身、地位、经历的不同显示出不同的特征、表情。千余件武士俑不仅装束服饰不同，而且神态各异，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堪称我国古代艺术的典范。 　　关于兵马俑军阵的含义，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或认为象征秦始皇东征六国的军阵，或认为象征秦始皇出行的仪仗队，或认为象征驻在咸阳外边的宿卫军。但它们属于送葬的军阵则是可以肯定的，这种葬俗还影响了汉代。这些兵马俑不仅形象地再现了秦王扫六合的雄伟场面，而且为研究当时的军阵布局、兵种组合、武器装备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第六章 汉代帝陵 　　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建都长安(今西安)。自高祖刘邦至平帝刘衎〔kan看〕共历11帝，建陵园11座。据文献记载：刘邦称帝后第二年开始营建陵园，此后的西汉各帝都在生前就为自己营造巨大的陵墓。从本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西汉诸陵进行了多次实地勘查，基本上确定了诸陵的方位和陵园的建制、布局。 　　西汉11座帝陵(图4)，分为南北两大陵区，分别位于汉长安城北的咸阳原和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杜东原。分布在咸阳原上的有九座，西自兴平县南位乡，东至高陵县马家湾乡，绵延50余公里，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区域。最东一区以高祖长陵为中心，西为惠帝安陵，东为景帝阳陵。最西的一区武帝茂陵在西，昭帝平陵在东。中部的一区，以元帝渭陵为中心，西为成帝延陵，东为哀帝义陵，西北为平帝康陵。最东一区是西汉最早的几个帝陵，位于汉长安城以北，与都城隔渭河相望。长陵南与长安城北面居中的安门大街正相对应。陵墓的排列，体现了古代左昭右穆制度，这一点对后世帝陵的排列产生了很大影响。白鹿原上为文帝霸陵和其母薄太后的南陵，杜东原上为宣帝杜陵。 　　图4 西汉帝陵分布示意图(采自《秦始皇兵马俑坑》，文物出版社) 　　1.茂陵 2.平陵 3.延陵 4.康陵 5.渭陵 6.义陵 7.安陵 8.长陵9.阳陵 10.霸陵 11.杜陵 　　西汉初年高祖和吕后陵墓，在同一陵园内，此后，帝后的陵墓各自修筑方形陵园，陵园垣墙用夯土筑成，有的至今地面上还很清楚。帝陵陵园一般边长410—430米，墙基宽8—10米，据墙体收分推测，墙高约10米左右。后陵陵园一般边长330米，个别较大者边长近400米，墙基宽四米左右。每面垣墙的中央各辟一门，门前立双阙，两侧建房屋。四座门的形制大小基本一致，据分析东门为正门。汉宣帝和孝宣王皇后陵园的东门门址经过发掘，中间为门楼，中央为通道，门两侧有左右塾，两翼有配廊。通道中间有门槛，门槛左右各有门墩一个，地面铺素面方砖。塾的四壁置壁柱。配廊中间有隔墙。塾与配廊前面均有檐廊，廊外地面用河卵石铺设规整的散水，用以承接雨水，保护地面。 　　西汉帝陵和陵园的建筑布局受到都城建制的影响。大多数陵墓在陵区的南部，帝陵在西，后陵在东，这种布局和长安城内皇帝所居的未央宫在西南部、皇太后所居的长乐宫在东南部非常近似。陵墓居陵园中央，陵园四面各辟一门，正门在东，其形式和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前殿在宫城中央、四面各辟一宫门、东门为正门的布局也是非常相似的。 　　陵墓构筑方式分为两类：一类为“凿山为藏”、不起坟丘，如霸陵。西汉诸侯王陵墓多采用这种形制，如已发掘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山东曲阜西汉鲁王墓。后世帝陵有的也采用此制，如唐太宗昭陵、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等。另一类是“穿土为圹”，地面上夯筑起高大的坟丘。坟丘都作覆斗形，底部和顶部平面多为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底部长宽约150—170米，高约20—30米，其中以茂陵坟丘最大。有的坟丘在靠近顶部时，四边内收形成二层台阶式。这种覆斗式坟丘外观似堂，汉代称“方上”，给人以壮观、坚固之感。《后汉书·礼仪志》注引《皇览》的记载：“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经过钻探的杜陵，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平面呈梯形的斜坡墓道，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填土均经夯筑。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厚葬最盛行的时期。《晋书·索琳传》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以节俭著称的汉文帝生前要求：“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实际上因山为陵的工程十分浩大，“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史记·孝文本纪》)，仅兵士就动用了三万余人。汉昭帝暴亡，由大司农田延年负责抢修陵墓，仅为运河沙就征用了长安附近的牛车三万辆。汉成帝为了修建陵邑，于鸿嘉元年(前公元20年)借口地势不利，将已营建16年之久的延陵作废，决定在长安东新丰县境内重建新陵，名昌陵。由于昌陵附近地势较低，积土为陵的工程十分浩大。“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卒徒工庸以钜万数，至燃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价)。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汉书·陈汤传》)结果是数万名徒卒日夜劳作、经营五年仍未完工，只得停止，继续修建延陵。 　　关于帝后合葬，《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载：“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侯皆如此。”根据调查，西汉11陵的确是帝后合葬、同茔不同陵。长陵帝后共用一个陵园。自景帝阳陵开始，帝后各自建筑陵园。后陵多在帝陵之东，但也有少数例外，如茂陵李夫人、渭陵王皇后、安陵张皇后，或因死时未立后位，或因生前受贬。后陵坟丘的形状一般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西汉晚期更为明显，这与当时后妃地位下降显然有关。 　　帝后陵的“玄宫”尚没有发掘的实例。但从文献记载结合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广阳顷王刘建夫妇墓等的发掘情况可以了解其概貌。刘胜夫妇墓位于河北省满城县西南陵山上，凿山为藏，南北并列。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7.9米，结构仿生前宫室。甬道、耳室、中室内原建有瓦顶木结构房屋，甬道及南耳室内放置车六辆、马16匹。后室用石板建成石屋，内置棺椁，周围开凿一道回廊。刘胜夫妇均着以玉片、金丝编缀的金镂玉衣，属天子等级(图5)。刘建夫妇墓位于北京市西南大葆台。两墓东西并列，穿土为圹，上部封土连成高大坟丘。刘建墓(一号墓)墓道内随葬车三辆、马13匹。墓室南北长26.8米，宽21.2米，内设“黄肠题凑”。题凑用长条形柏木头向内层层垒砌，共30层，内部分为前室、后室和内回廊，又名“正藏”。其外以竖立的松木枋构成外回廊，宽3.6米，中间以竖立的木板隔为两重，前面有甬道，总称为“外藏椁”(图6)。 　　汉代厚葬之风甚盛，随葬品种类繁多，举凡生前所用物品无不具备。刘胜夫妇墓随葬品达4200多件，许多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价值。帝后陵的随葬品自然更为珍奇华美、数量巨大。《汉书·贡禹传》载武帝死时“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yi意]藏之”，“昭帝晏驾，光复行之”。其他各陵也应大体近似。 　　图5 刘胜墓平面剖面图(采自《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图6 北京大葆台一号墓墓室结构示意图(采自《北京考古四十年》) 　　陵墓附近分布陪葬坑，有的则位于墓道以内。陪葬坑有的是砖砌墙壁，有的设枋木垒成的“椁箱”。坑内放置大量陪葬品，有金银珠宝、陶俑、明器，还有实用的车马、钱币、粮食等。长陵陪葬墓杨家湾汉墓的陪葬坑出土彩绘兵马俑、漆器、陶器等达2000余件。 　　阳陵的陪葬坑在王皇后陵正南300米处，已发现24个，占地面积96000平方米。坑作南北向的长条形和中字形，长度不等。东西共14行，行距20米，每行坑数不一，最少一个，最多六个。坑为地下隧道式，木框架结构。坑底横铺木板。两侧壁下设纵向的垫木，上立方柱，其间镶嵌枋板，并以榫卯套合。顶部先架枋木，再铺棚木。南北端有斜坡通道。坑内埋葬有木质彩绘车马和木俑、彩绘陶俑、彩绘陶动物模型，以及兵器、农具、工具、陶器等。陶俑两臂为木质。从残存痕迹观察，俑身原穿丝绸制作的战袍，外套木片制作的铠甲。 　　西汉帝陵的陵园旁边多建立寝园。园内以寝殿为中心，配以便殿等构成一组建筑群。寝殿陈设皇帝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神座)，由宫人像生前一样侍奉。《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当时还有“日祭于寝”的礼仪制度，说明秦汉时代的“寝”应是先秦墓上建“堂”的发展，已有用于祭祀的功能。便殿则是存放帝王生前衣物、葬仪用具，以及参与陵事活动和管理的官员办公、休息、宴饮的场所。西汉初帝陵寝殿大多建在陵园里，高祖和吕后陵的寝殿就在陵墓的一侧。大约从景帝开始，寝殿移到陵园以外，一般在帝陵东南，独立成园。目前尚存建筑遗迹的有景帝阳陵和武帝茂陵，均在陵园外东南方。而经过钻探和发掘的宣帝杜陵和王皇后的寝园均在陵园南侧。 　　杜陵寝园四周筑墙垣，北墙利用陵园南墙的一段。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南三面有门，内有寝殿和便殿两组建筑。寝殿在西部，为大型宫殿建筑，通宽13间，进深五间。壁柱下部置基石并箍以八角形鎏金铜锧〔zhi至〕，墙壁内抹糠泥，外涂白垩[e饿]，复施粉红色。殿堂四周建回廊，回廊外为卵石铺砌的散水。整座建筑显得庄重典雅，富丽堂皇。便殿在寝殿以东，是一组多功能的建筑群，由殿堂、院落和成套的房间组成，每套房屋间数不一，面积不等，布局结构各异，表明其作用不同。后陵寝园布局与帝陵相似，但规模较小。据《汉书·贡禹传》记载：武、昭、宣三帝陵园中奉陵宫人竟达数百人之多。这样的规模，绝不仅是一座殿堂所能容纳的。寝园南部有大面积建筑基址，大概是守陵宫女或从事陵事活动人员的住地。 　　汉代帝陵旁建有陵庙，供奉皇帝“神主”。《汉书·韦贤传》载：“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庙的规模很大，周围筑有墙垣。内有正殿、殿门和阙等建筑。陵庙的位置并不一致，一般都不在陵园内，也不一定与陵园建在一起。如武帝的龙渊庙、昭帝的徘徊庙均在陵东，元帝庙在陵西北，宣帝庙在陵东北。陵庙与陵墓的距离远近不一，远者几里，近者几百米。庙寝之间修建“衣冠道”。宣帝庙中央现存一座夯土台基，东西长73米，南北宽70米，厚五米。东西两边各有一条道路通往陵墓。当时祭庙活动非常频繁，除月祭外，各主要节气庆典都要举行仪式，将衣冠由寝殿迎入庙内，接受祭祀。文武大臣遇到重要事情，也要参谒陵庙。 　　西汉各帝陵都有很多陪葬墓，成为陵寝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陪葬墓分布在帝陵以东司马门外神道两侧，少数在帝陵以北，形成很大的陪葬墓地。这种布局颇似诸侯和大臣朝谒天子的布置。据文献记载，长陵陪葬者有萧何、曹参、周勃、王陵等人，都是汉王朝的开国元勋，文武重臣，至今地面上还保留有70余个高大的坟丘。坟丘多为南北向排列并成组分布，每一组内大多成对并列。陪葬墓附近还有园邑、祠堂之类建筑。陪葬于茂陵的有霍去病、卫青、金日磾、霍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多为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双重身份的人。宣帝以后各陵的陪葬者则大部以外戚或者宦官为主。宣帝杜陵陪葬墓已发现107座，分为东南与东北两个区，每个区内又有成组的墓群，但见于文献记载的陪葬大臣只有大司马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丙吉、卫尉金安上和中山哀王刘竟数人。 　　霍去病，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18岁领兵作战，曾先后六次出击匈奴，开通了“丝绸之路”。因屡建奇功，被封为冠军侯、骠骑将军，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逝。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修建了大型坟墓，封土上堆放巨石，形状似祁连山，以表彰他在祁连山一带抗击匈奴的丰功伟绩。墓前陈列着大型石雕。现存16座，有马踏匈奴、怪兽食羊、人抱兽、跃马、卧马、伏虎、卧象等。全部利用天然巨石分别以线雕、圆雕、浮雕技法稍加雕凿而成，手法简练、自然。石雕神态各异，猛兽凶猛，牛象温顺。马踏匈奴一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马昂首站立、长尾拖地，腹下仰卧一人，高颧虬[qiu求]髯，手持弓箭匕首，作垂死挣扎状。从石刻上所刻文字题铭得知，这批石刻是“左司空”监造的。它们是已知我国墓前置石刻最早的一例，对以后历代陵墓前配置石刻有深远影响。 　　陵邑的设置，始于秦始皇。汉承秦制，自汉初至汉元帝下诏罢置陵邑止，其间各陵都设陵邑。陵邑的作用一是供奉陵园，二是迁徙关东大族、达官巨富，以便强本抑末、巩固中央集权统治。陵邑大多数分布在帝陵以北、以东。初时相距甚近，从文帝开始距离加大，少者一二里，多者五六里。据文献记载，各陵邑的人口大约为三—五万户，其中许多户属豪强大族，他们广蓄奴婢，因此成为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陵邑的人口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达官显宦、学者文人、俳〔pai排〕优世家、市井子弟、“五方杂厝〔cuo错〕”，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社会生活。 　　西汉统治者对帝陵修筑和管理十分重视。修筑工作由专门机构——将作大匠和大司农直接负责。陵区开始直属中央的“太常”管辖，元帝后隶属“三辅”，设置各种官吏负责管理工作。邑令的地位高于一般县令，下属官有丞和尉。陵园设园令或园长，地位略低于陵邑的县令，下属官有园丞和校长等。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建都洛阳，历12帝。据文献记载，除献帝禅陵远在河内郡山阳(今河南修武)外，其他11个帝陵都在洛阳城(今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附近。11个帝陵可分为南北二区，北区在洛阳城西北邙〔mang忙〕山之上，有陵墓五座；南区在洛阳城东南洛水之南，有陵墓六座。在这两个区域内，高冢林立，有关帝陵的具体位置和墓主人，目前尚不能确认。 　　东汉陵园的平面布局，据文献记载，从明帝显节陵开始，陵园四周不筑垣墙，改用木架为界，名为“行马”，陵园内坟丘之前建石殿，寝殿建于陵园外。陵墓都是穿土为圹，地面上夯筑高大的圆形坟丘。上述邙山上今存的坟丘最大的周长500米，高20米，最小的周长220米，高10米。帝陵的地宫用“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邙山发现的一些中型墓葬和河北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的墓室和地宫便是用砖和黄肠石建造的。这时的墓葬，玉衣制度更加完备，皇帝死后穿金镂玉衣，诸侯王、列侯、贵人、公主用银镂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镂玉衣。 　　表一 西汉帝陵表 　　续表 　　第七章 六朝陵墓 　　三国的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南京为都城，统称为六朝。这一时期是汉唐两个大一统时代的中间过渡阶段，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六朝陵墓继承了两汉时期的依山为陵，东汉时期不置陵邑、不建陵庙、陵园四周不筑垣墙等葬制，但在陵前设置长神道、神道两侧立对称石刻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 　　据文献记载：六朝时代帝王陵墓有71处，至今地面有遗迹，或已经发掘可能属于帝王陵墓的约有40处，集中分布在江苏省南京市和丹阳市两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曾作过多次调查，并发掘了其中一些陵墓。如南京东晋穆帝永平陵和恭帝冲平陵，丹阳南齐景帝修安陵、宣帝永安陵或高帝泰安陵、东昏侯墓或和帝恭安陵，南京陈文帝永宁陵和宣帝显宁陵，以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等。 　　据唐代《建康实录》记载：东晋11个皇帝有10个葬于建康(今南京)城外，元、明、成、哀四帝陵墓在鸡笼山(今九华山)之阳，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墓在钟山之阳，穆帝永平陵在慕府山南麓。据考古发现可以认为：自鸡笼山以东至钟山之阳、晋建康城东北一带是东晋帝王的陵区。 　　齐和梁两朝的帝陵大都在丹阳，这是由于他们的家乡在丹阳。在陵区的总入口处竖立两座大型石刻麒麟以作标志，称为陵口。《乾隆丹阳县志》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梁时公卿谒陵，由方山下秦淮河达丹阳运河，经肖港口，直达庄陵、修陵、建陵……而于此河特置石麒麟二，以为标识，故名陵口。”陵口以内方圆约60公里的范围内，埋葬了齐、梁两朝的帝陵11座。大体可分为南北二区，北区六座，南区五座。其中齐陵八座，梁陵三座。 　　刘宋的陵墓中可考的刘裕初宁陵和刘义隆长宁陵，都在南京东面。陈朝的武帝万安陵、文帝永宁陵、宣帝显宁陵，分布在南京的东面、东南和西南。它们不集中在一个区域，没有形成一个陵区。 　　梁代宗室王侯的墓葬，在南京东北甘家巷一带，已知的有萧宏、萧秀、萧恢、萧憺〔dan淡〕、萧景、萧绩等人。在萧秀墓周围，已发掘的墓都属于他的家族，说明当时帝王和世家大族一样实行聚族而葬的制度。 　　六朝墓地选择受相墓术、堪舆术影响，讲究“望气”、“风水”，一般要背依山峰、面临平原，方向则视当地的山水形势而定。陵墓都建在山麓、山腰和山上，有向南的，也有向北和向东的，没有一定的规律。陵前的石刻则在平地上，与陵墓有很大距离，往往不在一条中轴线上，神道也呈弯曲状。 　　陵墓多是在山腰凿岩为坑，再用砖石砌造墓室、墓道，然后填土夯平，东晋以后上部都起坟丘。丹阳胡桥南齐永安陵或泰安陵的坟丘呈方形，现尚高出地面八米。南京西善桥陈宣帝显宁陵坟丘高约10米，周长约140余米。 　　已发掘的几座帝王陵墓的墓室都为单室，砖结构，大小、装饰略有区别。早期为平面长方形，中期壁面外凸成弧形，晚期平面呈椭圆形，顶部用楔形砖起券，作券顶或穹隆顶。墓室内壁砌出排列整齐的花纹图案，或以模制的画像砖拼成壁画。室前建甬道，甬道中设两重石门。门额呈半圆形，上雕仿木结构的平梁、人字形拱。墓室地面铺砖，前部砌阴井口，下砌排水暗沟，经甬道底直通墓前低洼地或水塘内以泄墓内积水。沟长都在100米以上，用七八层平砖砌成。这种排水沟为其他时代和北方地区陵墓所少见。墓门外砌封门砖，并加砌两道封门墙。再围绕墓室外壁与墓坑石壁之间砌挡土墙。 　　墓壁的砖画，小幅一砖一幅，大幅则由数十以至数百块小砖拼砌而成，有的画幅达两平方米。画面为浮雕式，构图简洁，形象生动。内容题材丰富，有反映宗教迷信内容的青龙、白虎、狮子、羽人等神灵怪兽，还有甲骑鼓吹、仪仗侍从以及竹林七贤等历史故事。南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墓壁画的分布是：甬道两侧为狮子，墓室四壁前部按方位分设四神图像，左右两壁后段各为半幅竹林七贤图，下部则是出行场面等。砖画周围模拟当时宫廷中华丽的织锦壁衣，用莲花纹和钱纹等组成图案。砖侧刻画砖画名称、方位和数序。可见墓室的建造，从设计到施工都有精密的规划。由于南朝绘画真迹未能流传下来，这些砖画便成了一批珍贵的美术史料。 　　这些陵墓早年均遭严重盗扰，出土的随葬品不多，仅有一些瓷器、铁器和装饰品。修安陵出土的两件侍臣装束石俑，高约90厘米。 　　六朝陵墓前立石刻的已知有32处，其中属帝陵的十余处。帝王陵墓中石刻保存最多的是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和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各有八件。其他各陵一般仅存石刻一对，有的只一件。石刻十分注意左右对称，并有一定的制度。完整的为四种八件，即帝陵有石兽一对，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王公墓有石狮一对，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另一对因残缺无法确指，应为碑或是石柱。帝陵与王陵不同的是帝陵前石兽有角，一个双角、一个单角，两者均有翼，通称为麒麟，或双角称天禄、单角称麒麟。王陵前石兽无角，形似狮子，一般称为辟邪。天禄、麒麟是传说中象征吉祥的瑞兽，常常是应“贵人”才出现，所以只有帝陵才能使用。狮子是百兽之王，象征勇猛、显赫，适于臣下使用。 　　石兽都用整块巨石雕成，形体硕大，气势非凡。其姿态大都仰首垂身，有的蹲伏待命，有的欲进还停，骨劲肉丰、矫健雄浑、极富生气，与汉代石雕那种呆板、古拙的作风已完全不同。 　　石柱或称华表，结构分为三部分。下部为柱础，上层雕口内含珠的两条相交螭[chi吃]龙，下层四面浮雕各种动物。中部为圆形柱身，表面饰直线瓜棱纹(24—28道)。柱上部有长方形石额，刻墓主人某某之神道字样，上下雕蛟龙纹、力士等装饰，其上部为仰莲形圆盖，盖上立一个圆雕小兽。整体造型浑然一体，亭亭玉立。 　　石碑顶部饰双龙交缠，环缀于碑脊。碑身两侧刻神怪、珍禽、瑞兽等图案。碑座为龟趺[fu夫]形，碑文多已漫漶不清。 　　至于陵前建筑，现在已无遗迹可寻，据《南齐书·始安贞王道生传》记载：“建武元年追尊为景皇，妃江氏为后，立寝庙于御道西，陵曰修安”，可知陵前原建有寝庙，作为守陵和祭祀之用。 　　第八章 北魏帝陵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公元398年)自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至孝文帝时(公元494年)又迁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汉魏故城)，其间历五帝，史载葬于云中金陵，具体地点不详。孝文帝迁洛后至公元534年魏亡，共历七帝，史载均葬于洛阳以北邙山之上，具体地点所记简略。本世纪70年代以后经过多次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才使大同的文明太后永固陵和洛阳的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孝明帝定陵、孝庄帝静陵的具体所在得以确定。其中，对永固陵、景陵进行了清理、发掘。 　　文明太后冯氏，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孝文帝祖母，两度“临朝专政”，前后10余年。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卒，年49岁，葬于永固陵。陵址由冯太后生前选定并已建成。《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公元484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 　　永固陵(图7)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北25公里的梁山(古称方山)南部山顶上，基底为玄武岩。坟丘底平面方形，东西长124米，南北宽117米，高23米。墓砖石结构，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南北总长17.6米。前室平面梯形，顶拱形；后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呈外凸的弧线形，顶为四角攒尖式。甬道两端各有一道大型石券门。门楣浮雕捧莲蕾童子，门柱浮雕一只孔雀，门墩前部雕成虎头状，造型优美、制作精细。墓室结构坚实，壁厚1.3米，共用砖约20余万块。条砖长41厘米、宽21厘米、厚7.7厘米，每块重约12.5公斤。铺地大方砖边长50.6厘米、厚7.2厘米，每块重约30公斤。砖皆青灰色，坯质细腻，制作规整，扣之作金石声。该墓多次被盗，随葬品残留不多，出有石雕武士俑一件，以及石雕镇墓兽残腿、小型铜、铁、骨器和陶瓷碎片。 　　图7 北魏永固陵平面图(采自《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陵南约600米有围绕回廊的佛寺塔院遗址，回廊基宽约10米。将陵墓与佛寺结合的布局是永固陵的特点，这种作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佛寺北有永固堂的遗址。永固陵因袭东汉遗制，在陵前建石殿称永固堂，作为举行祭奠的场所。《水经注·[氵櫐]〔lei垒〕水》记载：“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趺，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可见当年石殿之宏大、豪华。附近尚有其他附属建筑的遗址，面积共约10万平方米，地面残留有柱础、龟趺及砖瓦等遗物。 　　孝文帝在迁洛以前对自己陵墓的营建即非常重视，因孝于文明太后，在营建永固陵时在陵北为自己预建了寿宫，名万年堂。万年堂现存封土平面方形，边长约60米，高约13米。墓室结构与永固陵相同，规模略小。残存甬道石门西侧门框，正面浮雕一尊武士。武士侧身向右，身佩长剑，右手握剑柄，高1.32米。万年堂之北有较小墓冢两座，应是永固陵的陪葬墓。孝文帝迁洛后此陵废弃，另在洛阳建陵，“乃自表瀍[chan缠]西以为山园之所”(《北史·后妃传》)。 　　孝文帝长陵位于洛阳市瀍河西邙山的高地上，面对洛河，地势高旷。宣武帝景陵在长陵的右前方，孝明帝定陵在瀍河以东距长陵较远的左前方，孝庄帝静陵则在景陵右前方。各帝陵按世系分昭穆左右排列。对这个范围广大的陵区，一些出土墓志称为“金陵”或“西陵”。各陵均有高大的坟丘，各陵园建筑及布局目前尚不清楚。陵区内规划安排有许多贵族墓葬，含有陪陵的意义，主要有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勋旧八姓”以及内入的“余部诸姓”和重要降臣。 　　1991年对景陵进行了清理发掘。封土夯筑而成，平面略呈圆形，直径105—110米，现高24米，顶部较平。墓南向，砖石结构，全长54.8米，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道斜坡状。甬道砖砌券顶。墓室平面近方形，边长6.8米，顶作四角攒尖式，高9.36米。墓室西半部为石砌棺床，石面平整。四角留有石质帷帐底座各一个。各室均用石板铺地，石板一般0.5米见方，厚7—10厘米。墓砖青灰色，每块长38厘米，宽18厘米，厚六厘米，坚实细密、制作规整。外露部分涂成黑色。随葬品已被盗，仅存残碎青瓷器、陶器等。在景陵和静陵的前面各发现石刻武士一尊，头部残失，残高分别为2.89米和3.14米。 　　景陵的形制、结构与永固陵基本相同，反映了北魏陵墓修建的制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地面有高大坟丘，其平面由方形演变为圆形；墓室均为砖石结构，建筑材料皆以特制优质青砖为主；整体由墓道、前甬道(或称前室)、后甬道(或称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壁均无壁画。永固陵墓门雕刻武士或墓内随葬武士雕像演变为坟丘前树立大型武士石雕像则反映了迁都洛阳以后陵墓建制的变化，显然是受到东汉陵前树立石刻的影响。 　　第九章 唐代帝陵 　　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至907年灭亡，前后近300年，共历21帝。其中除武则天合葬于乾陵，昭宗李晔和陵和哀帝李柷[chu触]温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具体地点不详)以外，其他18个皇帝的陵墓都在陕西省关中盆地，渭河以北的黄土原(俗称二道原)和北山各岭顶部。陵区西起高宗乾陵，东至玄宗泰陵，分布于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六县境内，绵延100多公里。黄土原海拔500—800米左右，原高土厚；北山山脉海拔750—1200米，山峰南北成陡坡，东西为深谷，多属圆锥形的孤山。这种背依山原、两翼展开，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都城长安相望的布置体现了唐王朝的博大气势(图8)。 　　唐代陵园建制，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中轴线南北向，东西对称布局。兆域内帝陵玄宫、神道和乳台至鹊台之间作三级台阶状。陵墓所在的内城偏北，外设外城，陪葬墓多在陵园东南，内外分为三重。这种布局自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其设计思想显然受到都城长安城布局的影响，并且影响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帝陵的设计。各陵占地面积很大。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120里，乾陵周围80里，泰陵周围76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座陵周围40里，献陵最小，周围20里。 　　图8 唐十八陵地理位置分布示意图(采自《关中唐十八陵》，《文物天地》1988年第5期) 　　唐代18陵的构筑分为“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积土为陵的有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四座，都分布在黄土原上。这类陵丘用夯土筑成，呈覆斗形，类似汉代陵墓，但规模较小。其余14座则依山为陵，分布在北山山脉。这类陵墓利用山势，玄宫开凿于山峰南面的山腰上，上部不筑坟丘，前面有一条长墓道，气势十分宏伟。经过勘察或试掘的乾陵、桥陵、定陵、泰陵、建陵、崇陵和简陵的墓道和墓门全部用石条砌筑封堵。桥陵墓道全长约70米，宽3.78米。墓道下层的石条排列整齐，石面皆刻出编号，用天、地、玄、黄、宇、宙等字划分，有“天卌一”、“地卌六”、“玄卌一”、“黄卌五”等。石条最长的1.22米，最短的0.37米，厚0.4—0.45米。石条间的缝隙以石灰灌注。估计整个墓道共砌筑石条3900多块。 　　关于唐陵“玄宫”，文献记载笼统，也没有经过考古发掘，结构尚不清楚。据《唐会要》记载，昭陵玄宫进深75丈(约230米)，前后安置五重石门。五代的温韬盗掘时曾看到：玄宫“中为正寝，东西厢列”，建筑宏丽，不异人间，墓内随葬有包括“前世图书、钟王笔迹”在内的大量珍宝。通过几座发掘的陪葬墓可以对了解玄宫的结构得到一些启示。如懿德太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李仙蕙墓，是按“号墓为陵”的制度构筑的。懿德太子墓墓室由斜坡墓道、六个过洞、七个天井、八个小龛、前后甬道和砖券穹隆顶前后墓室组成，全长100.8米。其布局模仿皇帝内宫设计。过洞大致相当于宫城门、宫门和殿门，而前后室则象征前朝后寝。墓内有大量的壁画，使用哀册，不用墓志。壁画内容有门列棨〔qi启〕戟，仪仗出行，以及伎乐、供奉、内官、宫女等，都与文献记载的宫廷制度相吻合。 　　陵园有内外两重围墙，布局左右对称。陵墓四周夯筑内城墙，四面各辟一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青龙(东华)，西曰白虎(西华)。积土为陵者，城多为方形，四门正对陵丘。依山为陵者，城呈不规则多边形，南、东、西三门大多正对玄宫，北门多因地势而筑，方位不正。门外均有阙一对，四角有角阙。外城墙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内城南门内有献殿，南门外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中间设阙名乳台，南端设阙名鹊台。乳台与南门的距离一般在600米以上，乳台与鹊台的距离一般为2000多米，少者1500米左右。乳台至南门的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石刻。门阙、角阙、乳台和鹊台基址均为夯筑，夯层厚约八厘米。底部四周砌条石，上部外面包砖。遗址附近多有唐代砖瓦，推测上部原有楼阁建筑。“下宫”多数建在帝陵西南、鹊台西北、距陵墓2.5公里左右的山下，是守陵官员和宫人居住和进行日常献祭的地方。 　　唐太宗昭陵是唐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玄宫所在的九嵕〔zong宗〕山，山南地势孤绝，山北则较平缓。因距献殿较远，所以特在陵的北面玄武门内修建了一座祭坛作为举行大典的场所，是其他陵所没有的。祭坛遗址东西宽53.5米，南北长86.5米。寝殿在山南50米，是一座院落式建筑。坐南面北，周有墙垣，东西长237米，南北长234米。正殿在南，东、西、北三面为廊，院中有方亭，院门有三个门洞。九嵕山的东、西、南三面建凿许多石窑洞，有的洞壁用石条砌筑，顶部有壁画痕迹，洞口有封门石。东西两面的窑洞大概是放置随葬品或为陵园杂役人员的居室，南面的窑洞可能是供灵魂游乐的场所，即“顶上亦起游殿”的游殿。山的东南和西南尚存当年架设栈道的遗迹。昭陵地面建筑虽然已荡然无存，但献殿遗址出土的一件屋脊上的鸱[chi吃]吻高达1.5米，重约150公斤，可以想见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而由众多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又是多么宏伟。 　　唐陵遗留下大量石刻，形式包括圆雕、浮雕和线雕。题材之广和技艺之精都远远超过前代，堪称我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宝库。这些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两侧和四门外，其中以神道石刻数量最大，种类最多。 　　大体上早期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的石刻形制巨大、雄浑，题材、数量、陈列位置等并无定制。盛唐时期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的石刻虽仍保存前期风格，但雕刻艺术更为精湛，而且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基本形成定制。中晚唐时期，自玄宗泰陵至僖宗靖陵的13座陵墓，石刻大部分形体卑小，制作粗糙，组合上也出现混乱现象，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境况。 　　昭陵由于山南地险，石刻都集中在陵北。《唐会要》卷二十载：“上欲阐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旧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出苾……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祭坛东西庑布列太宗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浮雕像，即著名的“昭陵六骏”。唐太宗为追念自己南征北战的功绩并纪念心爱的战马，在埋葬长孙皇后之后即诏令雕刻“六骏”。据说，“六骏”都是从西域和波斯马中精选出来的良马。在雕刻时，先由大画家阎立本绘制图样，并令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赞语于石的上角。 　　“六骏”雕刻在高2.5米、宽三米的石板上，据《全唐文》所收赞文记载，原分东西两组。东面第一骏“特勒骠”为黄马，白喙，微黑，是平定宋金刚时的坐骑；第二骏“青骓”苍白杂色，前中五箭，是平定窦建德时的坐骑；第三骏“什伐色”纯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是平定王世充、击败窦建德时的坐骑。西面第一骏“飒露紫”紫色，前中一箭，是攻洛阳击败王世充时的坐骑；第二骏“拳毛騧[gua瓜]”为黄马，黑喙，前中六箭，背中三箭，是平定刘黑闼[ta踏]时的坐骑；第三骏“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是平定薛仁杲时的坐骑。六骏中“飒露紫”是唯一附刻人像的，人正在俯首为马拔箭。据《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它所表现的是攻击洛阳王世充时丘行恭拼死护驾让骑拔箭的故事。“拳毛騧”和“特勒骠”表现出缓步行进的安然神态，其他四匹则表现了奔腾的强劲姿态。这些技艺精绝、又寓意着丰富历史内容的艺术珍品，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成就。可惜已于1914年全部被破坏，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被盗运到美国，现存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复原后，现存陕西省博物馆。 　　昭陵玄武门内，原陈列着高宗年间所刻的14尊“蕃酋”像，包括突厥、吐蕃、吐谷浑、龟兹、于阗、焉耆、高昌、新罗、乐浪等的可汗和王，他们都曾受唐朝的诏封。石雕像高二米多，座高一米。清乾隆以后大多被毁，现存的仅有“突厥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高昌王左武卫将军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等。自昭陵设置“蕃酋”以后，各陵也都设“蕃酋”或“蕃民”的石像。乾陵保存较完好，共有61人，玄宗泰陵存三人，敬宗庄陵存八人。德宗崇陵仅存一人，貌似南亚人。 　　自高宗乾陵以后，陵墓石刻群的组合排列有一定规制。内城四门各列石狮一对，北门外有石马和马夫，南门外神道两侧立华表、翼马、驼鸟、石人、石马和马夫、“蕃酋”像等，但石刻的数量各陵不等。各陵中乾陵石刻最多，现有109件，桥陵次之，现有80余件。桥陵石刻中无“蕃酋”和碑，其余数量、种类、排列顺序和乾陵相同。 　　唐高祖献陵仿汉代制度开始实行陪葬制，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明文规定。贞观十一年(公元638年)正式诏令：“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zhunxi谆西，墓穴〕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除陪葬墓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从葬的。贞观二十年(公元647年)规定：“其有父祖陪葬，子孙欲从葬者亦宜听允。”据金石著录和发掘资料，昭陵和乾陵均有从葬者。 　　唐代陪葬以唐初诸陵为多，玄宗泰陵以后甚少，到晚唐基本上消失。其中昭陵陪葬者最多，但各书记载不一。根据调查，地面现存封土坟丘167座，可以确认墓主姓名的有57座，包括文武功臣、皇子、公主、妃嫔，还有少数民族的首领。其中著名的有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侍中郑国公魏征、左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中书令虞国公温彦博、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国子祭酒孔颖达以及突厥大将军史太奈、阿史那忠节等。 　　献陵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和汉代陵墓相似。从昭陵开始，陪葬墓都在陵南和东南。关于陪葬墓的位置排列，历史上有“以文武分左右两列”的说法。但从昭陵可以确定墓主姓名的57座陪葬墓看，基本上是埋葬时间早者距陵近，时间晚者距陵远。 　　陪葬墓依照死者的品级高低和嫡庶亲疏采用不同的形制。少数依山为陵，多数积土为坟。坟丘外形有覆斗形、圆锥形、山字形等。覆斗形的一般为皇室人物，周有围墙，南门建阙，阙南立石刻。圆锥形的数量最多，大小高低不同，葬者多为文武大臣，少数为皇族。山字形的仅有李靖和李勣两座，是仿照汉代卫青、霍去病的故事，为表彰他们的战功而修筑的。还有少数墓坟丘相连或无坟丘。有些陪葬墓前立碑和石刻。石刻种类、数量也因墓主地位不同而有差别，一般为石人、石羊、石虎和石柱。陪葬墓的墓室有单室和双室之分，规模大小也有区别。 　　已发掘的18座陪葬墓都曾被盗掘，但仍出土了大量三彩陶俑、彩绘陶俑、彩绘贴金釉陶俑和瓷器等随葬品。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和张士贵墓出土的彩绘陶俑群，品类多样，色彩鲜艳。有击鼓、吹笛、跳舞的，有骑马、牵马、牵驼的，表情、动作、服饰都雕塑得惟妙惟肖。陶俑中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和载运丝绸的骆驼，反映了边疆和内地的密切联系以及中外之间的友好往来。 　　陪葬墓的墓室、甬道或墓道大多绘有壁画。壁画以表现贵族生活的人物画为主，颜色绚丽、布局严谨、题材多样。内容以出行、仪仗、畋猎、游乐、歌舞、伎乐、侍男、侍女为主，还有镇墓的青龙、白虎等。各墓中都有侍女图，侍女丰颊秀眉，神态各异，极富韵味。章怀太子墓共有壁画50多幅，面积达400平方米。墓道两侧的壁画内容有出行、马球、客使、仪仗等。马球图描绘20余骑争打马球的场面，画面尤为生动活泼。墓室内的壁画内容为宫廷行乐生活场景，有歌舞乐伎、观鸟捕蝉、出行、仪仗等，场面壮观，气势宏大。懿德太子墓的戟架和阙楼图，形象地显示了宫阙建筑的特点。这些壁画勾勒准确，形象生动，着色层次分明，显示了高度水平，为我国古代绘画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陪葬墓前的碑石和墓内出土的墓志有不少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写的，包括真、草、隶、篆各种书体，代表了整个唐代书法的不同流派和风格。 　　乾陵 　　乾陵(图9)是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乾县城北梁山上。高宗、武则天时期是唐朝政治、经济蓬勃发展的强盛时期，乾陵也是唐代诸陵中最有代表性和保存最好的一处。李治，公元649年即位，晚年多病，政令多出于武则天，公元683年，葬于乾陵。高宗死后，武则天先后废中宗、睿宗并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21年，公元705年死，临终遗嘱去皇帝尊号并合葬乾陵。 　　图9 唐乾陵陵园及陪葬墓分布图(采自《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15) 　　梁山海拔1049米，三峰耸立，北峰最高，为山陵主体，南部二峰东西对峙，成为山陵南端的天然门阙。陵园周围约40公里，气势雄伟，规模宏大。 　　乾陵依山为陵，玄宫开凿在梁山主峰南面的山腰上。墓道全部开凿在石灰岩上，正南北向，呈斜坡状，全长约65米，外部宽3.87米，墓门外宽2.75米。墓道及墓门全部用石条封砌，石条长1.25米，共39层，估计整个墓道用石条2500多块。每层石条之间用细腰铁榫固定，接缝处用铁浆灌注，石条上再用夯土堆筑，异常坚固。这与《新唐书》、《唐会要》和《资治通鉴》中关于乾陵“玄宫以石为门，铁固其缝”等记载是一致的。不少石条上刻有工匠姓名，墓道两侧石墙上残存有壁画。 　　乾陵陵园据《长安图志》记载周围有内外两重城墙。通过调查已发现了内城基址。内城平面近方形，南墙、北墙长1450米，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城基夯筑，宽2.1—2.5米。四面各开一门，形制相同，门址宽27米，门前左右对立一对阙。四角有角阙，阙址现存高度5.1—10米。南门内发现的建筑遗址有献殿及东西两厢的东、西阁。南门阙为三出阙形式，残高11—12米。基址在一个水平面上，用石条铺砌，阙台夯筑，外包砖墙，向上逐渐收分。 　　南门外神道以南有鹊台和乳台遗址。鹊台是陵园的第一道门，在梁山南坡下，距内城南门约四公里，东西两阙相距100米，现存高9—10米，基部四周砌石条。乳台是陵园的第二道门，在内城正南司马道南端东西两侧的山峰上。两峰呈东北一西南方向，间距380米，海拔分别为944米和930米，形势极为壮观。乳台经考古发掘，也为三出阙形式。基址平面呈双重凸字形，东台宽端向西，窄端向东，西台则相反。基座以石条平砌，面阔23米，最大进深12.85米，最小进深10.5米，高0.76米。基座以上的阙台，中心为坚实的夯土，四周以平砌的砖墙包裹，上下收分显著。基座宽端高、窄端低，呈三级台阶式，依此夯筑的阙台顶面也呈错落的三级台阶式。西乳台残高9.7米。东乳台顶部残留有部分铺地砖，通高14.4米，应是乳台的原高。乳台附近有残瓦，推测台上原有楼阁建筑。号墓为陵的李重润墓壁画中有一组三出阙建筑，形制与乳台的发现一致。从南门阙和乳台建筑推测，鹊台可能也是三出阙形式。三出阙建制始于太宗时期，应是帝王等级的标志。 　　乾陵的石刻是唐代诸陵中最多的，现有109件，主要集中在神道两侧。由南向北依次为华表、翼马、驼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10对，石碑两通，蕃酋61尊，皆东西对称布置，相距25米。华表是陵墓入口的标志，通高约八米，呈八面柱形，通体雕饰云纹、瑞兽和缠枝石榴花纹。翼马有卷云状双翼，作云雾中飞翔奔驰之状，石座上雕刻龙、獬豸〔xiezhi泄治〕、狮、象，或仰首怒吼，或张牙舞爪，或奔驰追逐。驼鸟昂首挺颈，作侍立状。翼马和驼鸟相距约230米，置于陵前，象征着多层警卫。石马上雕刻鞍、镫等马具，牵马人站在前侧。石人代表皇帝生前的侍卫，头戴束发冠，身穿宽袖长袍，腰系带，脚着靴，双手握剑，双目注视前方。石碑东西相距61米。东边的“无字碑”，通高约7.5米，宽2.1米，厚1.5米，系按武则天遗言而立，意思是自己的功过由后人来评价，故不刻文字。西边为“述圣纪碑”，通高约七米，平面方形，每边长1.86米。碑身分为五段，碑文刻于正面，计8000余字，并在字画上“填以金屑”。碑文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内容为歌颂唐高宗的文治武功。经考古发掘，碑原有碑亭。无字碑亭的基址为方形夯土台，面阔15.8米，进深15.55米，共九间，碑在中心。周围柱础为青石质，边长0.6—0.7米，中间有榫眼。碑亭四周有砖砌的散水。据《长安图志》记载，高宗殡葬时，我国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和邻近国家的特使共61人前来乾陵参加葬礼。为了纪念这件大事，唐中宗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刻石像立于陵前。东列29人，西列32人，皆穿窄袖衣，腰束宽带，足蹬皮靴，两手前拱作祈祷状。石人头部早年多被毁，只有西列两尊尚存头部，皆高鼻、深目，显然系西域或中亚人。石人背后刻有国名和官职、姓名，少数尚可辨认，有“木俱罕国主斯陁勒”、“于阗国尉迟璥”、“吐火罗王子羯达健”、“阿史那忠节”等七人。据考证这些国大多在今新疆境内。高宗、武则天时代唐代政权北控漠北，西辖葱岭，这些人往往既是本地区的酋王，又是唐朝中央政权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些石刻正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写照。另外在内城四门外各置石狮一对，一般通高2.9米、宽1.16米，北门外残存有石马和控马者石像。 　　乾陵的陪葬墓文献记载不一。地面现存封土17座，分布在陵的南面和东南面。陪葬墓四周有园墙，面积大小不等，只设南门，门外立石刻。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规模较大，坟丘为覆斗式，陵园南北长256.5米，东西宽214米，四角有角楼。南门内有献殿，门外设一对夯土阙，阙以南依次布列石狮一对，石人二对，石华表一对。章怀太子李贤墓坟丘也为覆斗式，陵园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43米。南门阙以南只有石羊一对。1960年以后先后发掘了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中书令薛元超和燕国公李瑾行五座陪葬墓。墓均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墓室和甬道用砖砌筑，方砖墁地，室顶为穹隆顶。墓内绘有大量壁画。懿德太子墓道两则绘有城墙、阙楼、出行车马仪仗、侍卫武士、侍从文官等；章怀太子墓道两侧绘有出行图、马球图、客使图等，都属唐代壁画的精华。墓葬皆被盗，残存随葬品多为三彩俑、镇墓兽等陶器。 　　表二 唐代帝陵表 　　(续表1) 　　(续表2) 　　第十章 五代十国帝王陵墓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中原地区王朝不断更替，前后有梁、唐、晋、汉、周五代。其他地区主要在南方则有十个割据的王国：长江下游的吴、南唐，浙江一带的吴越，福建一带的闽，四川一带的前蜀、后蜀，两湖地区的楚、南平，两广地区的南汉和山西境内的北汉。由于这些政权时间不长且多动乱，其帝王陵墓大部没有详细记载。后周帝陵在河南新郑县北，保存较好。晋高祖石敬瑭(公元892—942；936—942年在位)墓在河南宜阳县北12.5公里石陵村。汉高祖刘知远(公元895—948；947—948年在位)睿陵在河南禹县西北25公里柏村，地面仅保存冢丘和少量石刻。其他经过考古调查发现、发掘的有南唐李昪[bian变]、李璟墓、前蜀王建墓、吴越钱元瓘及吴汉月墓、后蜀孟知祥墓、南汉刘晟墓等。 　　后周帝陵 　　郭威(公元904—954年)，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公元951年代汉，建立后周，都开封。历三世，共10年。后周时期将官田归民耕种，减轻农民徭役，生产得到发展。世宗时先后占领后蜀的秦、凤、阶、成四州和南唐的江淮14州，又北攻契丹收复莫、瀛二州，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后周诸陵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城北18公里的郭店附近。周庄村南一座为太祖郭威的嵩陵，陵上村西、南和东北三冢分别为世宗柴荣(公元921—959；954—959年在位)的庆陵、世宗皇后符氏的懿陵和恭帝柴宗训(公元953—973；959—960年在位)的顺陵。 　　据《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载，郭威临终前谓柴荣：“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远近，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瓦棺纸衣，……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千万千万，莫忘朕言。”由此可知崇陵修建时的情形。 　　崇陵与庆陵坟丘较大，周长103米，高19米。懿陵与顺陵坟丘较小，周长30米左右，高三—四米。庆陵陵园正方形，每边长约200米，南部设门。陵前设祭坛。顺陵墓室砖砌，平面圆形，穹隆顶，直径6.2米，高约七米。墓室及甬道壁面彩绘壁画。墓顶绘星象图，甬道东侧有“文吏迎侍图”，墓室西侧残存“武吏端斧图”。 　　宋代周采用了“禅让”形式，因而对后周陵墓明令保护。宋史载：高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诏给守陵三户，岁一享”。金元时期逐渐荒废。明代初年又曾对庆陵进行大规模修缮。至今园中古柏参天，陵前留有历代碑刻40余通。 　　南唐陵墓 　　公元937年李昪灭吴，建立南唐，都江宁(今南京)，据有今苏、皖、赣、鄂以及两湖部分地区。南唐继承吴的与民休息政策，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统治者以唐室子孙自居，在典章制度上尽力模仿唐代。李昪(公元888—943年；公元937—943年在位)死葬钦陵(亦称永陵)。中主李璟(公元916—961年；公元943—961年在位)继位后政治日趋腐败，公元958年被迫向后周称臣。公元961年李璟死于洪州(今江西南昌)，迎葬于钦陵之侧，号顺陵。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公元961—975年在位)时南唐为宋所灭。 　　南唐二陵的地点，文献记载不详。1950年经过考古调查得以发现并进行了发掘。 　　二陵位于南京市江宁县牛首山南麓，背后为牛首山的双峰，左右群山环抱，前面为农田，所谓“背依天阙，面矗云台”，形势极为优胜。 　　二陵的形制保存了汉唐以来陵墓建筑的传统，细部结构、装饰和随葬品也大多模仿唐代作风。陵向南，东西并列，相距约50米。建筑形制、规模、用材大致相同，都是依山为坟，在山的缓坡上凿出一片平地，再建墓室，然后周围填筑。钦陵坟冢圆丘形，直径约30米，封土厚6.5米。最下一层铺着覆置的瓷碗，排列整齐，上面用石灰、碎石、黄沙层层夯打，既增加强度，又起隔水作用。顺陵西、北两面与山坡相连，形成斜坡形，封土中夹有平铺的青石板。建造都是砖石并用，钦陵用石料较多。砖的形制可分为长方形、楔形等五种。二陵都有前、中、后三个大小相似的主室，两旁各附侧室，钦陵13个，顺陵11个。钦陵全长21.48米，宽10.12米，高5.3米；顺陵全长21.9米，宽10.45米，高5.42米。后室建石制的棺床。钦陵后室及侧室用长方形石条砌筑，顶作覆斗形。其余用砖建的墓室，顶部为四方合拱形。钦陵中、后室用石板铺地，其余各室用砖铺地。墓门均用巨石封塞。墓室四壁均仿木建筑形式做出倚柱、阑额、斗拱、柱头枋等。斗拱都是简单的一斗三升式。钦陵的这些部位及后室顶部都施彩画。底部墁一层厚2.5厘米的糯米汁和石灰混合的泥浆，其上用灰粉刷，然后彩绘。所用颜色有朱红、赤黄、石青、石绿、赭等色。彩画用工笔技法，内容多为缠枝牡丹、海石榴花、宝相花、柿蒂、仰覆莲、蕙草等花卉。后室顶绘星座图，与后室底部雕刻的河流图上下辉映。顺陵原有类似彩画，大部已脱落。钦陵中室北壁两侧为整块青灰岩，各有一尊高浮雕披甲持剑武士像，上方横额浮雕“双龙戏珠”图像。棺床上部边缘雕刻海石榴花，座侧浮雕八条舞龙。后室两扇门用整块青石板制成，高2.24米，厚0.15米，共宽2.4米。面上刻有装置门钉和门环的孔。 　　二陵均被盗，仅出少量陶俑、陶制动物、玉石哀册、铜器、铁器以及陶瓷器碎片。陶俑造型生动，装饰、表情各异，有拱立、持物、舞蹈的男女俑，持剑、持盾的男俑以及人首蛇身、人首鱼身的俑，其身份包括妃嫔、贵妇、侍女、舞姬、内侍等。哀册内容为歌功颂德之词。 　　吴越王墓 　　唐末，钱镠[liu流](公元852—932年)在今浙江一带的十三州之地建立割据政权。公元902年称吴王，后梁时被封为吴越国王。公元978年被宋灭亡，历经三代五王，共80多年。 　　钱镠卒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明宗“以王礼葬，仍赐神道碑”。吴越王墓分布在杭州市郊和临安县两地，均建于背山面江的山坡上。钱镠墓位于临安县城东北太庙山下。附近还发现了几座吴越王室墓。在县西约2.5公里的明堂山发掘了钱镠之父钱宽墓，在县南功臣山下发掘了其子钱元玩墓。这几座墓属吴越早期，墓室结构基本一致，都是多耳室券顶砖室墓，前室长方形，后室呈船形。第二代吴越王钱元瓘(公元887—941年；公元932—941年在位)墓在杭州市郊玉皇山下，墓前有明嘉靖年间所立“吴越国文穆王墓”碑。东面施家山南麓为其次妃吴汉月墓，两墓相距约400米。西面玉屏峰下为其子钱弘佐墓，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杭州太守李公亨所立神道碑，墓已被毁。钱元瓘和吴汉月墓于1958年和1965年发掘。 　　钱元瓘、吴汉月两墓结构、用材、彩绘、雕刻、随葬品基本一致，皆为石椁墓。钱氏墓分前、中、后三室，吴氏墓仅前、后二室，前室两侧有耳室。石椁均用红色砂砾岩厚石板制作，此种石料不产于杭州附近，系从外地采运而来。封门和门框用大块石灰岩凿刻，连接处都作出榫卯。前室原施彩绘。后室四壁雕刻图像，表面施朱、红、绿等色彩绘。上层为宽带状牡丹图案，中层为四神，下层为十二生肖神像。后室石椁顶部刻天文图，以北极为中心，星象位置相当准确，星和星之间用线联接，构图简明，星象连线及周围贴金装饰。它比现存苏州石刻星图早300多年，直径约大一倍，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随葬品中有一批珍贵的“秘色瓷器”。制作十分工整，胎质细腻坚实，多呈浅灰色。釉色以青和青绿为主，有的面上还以贴金装饰。 　　前蜀王墓 　　前蜀是王建(公元847—918年)在四川带建立的割据王国。王建，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唐天复三年(公元903年)被封为蜀王，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在成都建立蜀国，史称前蜀。王建在位12年，死后由子王衍继位，七年后被后唐所灭，衍被杀。 　　王建墓名永陵，在今成都市老西门外高地上。1942—194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使这座湮没千年的陵墓重现在人们面前。 　　永陵封土为陵，封土圆丘形，夯筑，基部周围用条石垒砌，直径约80米，高约15米。其外有间隔1.5—2.5米的三道砖基，似为陵垣遗迹。正南面砖基之间有包砖夯土墩台一对。陵前原有石刻。1971年在陵南300米处出土一躯巨大的文官石像，头戴冠，身佩剑，双手执笏[hu户]，线条粗犷。石像保存完好，高3.8米，连座通高4.1米，用整块青石雕琢而成。陵前设置高大石像在五代十国其他陵墓中尚未发现。 　　墓室南向，无墓道，全长23.4米。由14道红沙岩砌筑的拱券组成，分为前、中、后三室，每室装木门一付，室间有甬道相通。室壁面上涂抹细泥、白垩，上施天青色和朱红色彩绘。中室为主室，面积较大，中央偏后建须弥座式石棺床，高0.84米，长7.5米，宽3.35米，上置棺椁。棺床东、西、南三面浮雕24名乐伎，其中舞者二人、奏乐者22人，表情生动，姿态互异。乐器组合属燕乐，有琵琶、拍板、鼓、笛、笙、筝等共20种，组成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棺床两侧排列托棺床的12个力士半身石雕，戴盔或冠、着甲，神态沉着勇武。后室建石床，上置王建圆雕石像，表面残存粉彩痕迹。像高0.86米，头戴折巾，身著帝王常服，比例匀称。《五代史记·前蜀世系》载，王建“为人隆眉广颡〔sang嗓〕，状貌伟然”，《册府元龟》记载他“隆眉广颡，龙眼虎视”。此像面貌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与史籍记载相符，是一座写实的佳作。 　　该墓早年被盗，出土随葬品仅30余件。棺内出的玉銙〔kua垮〕、铊〔shi施〕尾和银扣玉大带，后室出的宝盝〔lu路〕及谥宝、册匣及玉册、银盒、银钵、金银胎漆碟、银平脱朱漆镜奁，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 　　后蜀王墓 　　孟知祥(公元874—934年)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西南)人，公元925年后唐灭前蜀以后被任命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在蜀整顿吏治，减少课税，训练甲兵，颇有作为。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元月自立为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同年七月病卒，葬和陵。子孟昶嗣，公元965年灭于北宋，卒于京师。和陵史书无载，1971年考古工作者发现并发掘。 　　和陵是孟知祥夫妇合葬墓，位于四川成都市北约七公里的磨盘山南麓，地面有高大的坟丘，下部围砌青石，周长77.4米。全墓由羡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全部用青石砌筑，以石灰作粘合剂，建筑风格特殊。羡道有22级台阶，甬道为券顶、设闸门和双扇墓门，地面有覆马槽式排水沟一道，两者总长12.5米。墓门为牌楼式建筑，屋脊两端的鸱吻上面刻龙凤，四根门柱上分刻青龙、白虎，左右各有一尊圆雕武士。武士高1.1米，身披甲胄，手执剑斧。 　　墓室中间为主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耳室，三室均为圆形，穹隆顶，主室直径6.7米，高8.16米，耳室直径3.4米，高六米，三室之间有门互通。地面用长1.7米、宽一米、厚0.3米的石板铺墁。耳室一部分石块上刻有上交石料的地名、时间和尺码。主室壁面彩绘男女宫人，线条流畅，造型丰满。主室有陈放棺椁的须弥座式棺床，长5.1米，宽2.75米，高2.1米，形制与王建墓棺床近似。上层一周浮雕双龙戏珠，中层四面各凿长方形孔数个以作插放罩棺帐柱之用，底座一周线刻莲瓣。前后面各有高浮雕的裸身卷发力士五人，四角各有高浮雕身披甲胄的力士一人，皆作跪地负棺状，表情各异，形象生动。主室顶部正中以浮雕蟠龙结顶，下方四角各有一个小铁环，正对棺床四角，推测为牵挂罩棺锦帐所用。棺床前方右侧放置孟知祥妻晋王李克用从女福庆长公主墓志一盒和石质油缸一口，左侧残存孟知祥玉册数片。 　　闽王墓 　　闽在今福建境内，建立者为固始(今河南)人王潮和王审知兄弟。唐昭宗任命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后，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后梁封为闽王。公元925年王审知卒，其子延翰继立，次年被弟延钧所杀。王延钧公元933年称帝，两年后被杀，此后内讧不已，公元945年被南唐所灭。 　　王审知在位期间，“每以节俭自处，造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死后葬福州城北凤池山，公元932年迁葬莲花峰下。莲花峰上锐下圆，形若莲花，东西两山称东、西室山，附近是闽王族葬地之一。王审知及子王延钧、孙王继鹏等均葬于此。据宋人王继先《复闽祀祖记》载，五代时特在山南麓建莲花和永兴二寺，由八僧人守冢。 　　王审知墓在东、西室山中间，封土为陵。今陵园内仅存三层阶式陵台及石翁仲、石兽等。《历代陵寝备考》记载：“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种屯军三十人盗发闽王冢，冢门坚甚，而窍上隅入之。圹广如屋，前祀王绘像，几列五供，悉用金银珍宝器。后寝红棺二，王、夫人也。” 　　王审知墓东约0.5公里的东室山南坡上有两座并列坟丘，均南北向。1965年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东边一座出土墓志一方，知为王延钧夫人刘华墓。刘华卒于长兴元年(公元930年)，王延钧尚在位。西边一座在清乾隆时闽人郑杰《访闽王墓记事》中记载已被盗发。所葬可能是王延钧或其另一夫人。墓建在依山势辟成阶梯状的台地上。最下第一层台地平面呈凸字形，第二层台地正中有马蹄形土阜，表面散布砖瓦，可能是墓的附属建筑遗址。 　　两墓封土圆丘形，下层铺石，周围砌砖，上填杂土及碎石。两座墓墓室结构、大小相同，当为同时建造的。墓室全部用宽0.2米，长0.5米左右的花岗石块叠砌。平面长方形，全长8.4米，分为前后两室，前面各有一门。前室平面近方形，后室平面长方形。两室均为拱顶，用石板铺地。后室中部为长方形棺台，占总面积三分之二多，后壁正中辟一个放墓志的长方形龛。两座墓都因早年多次被盗，随葬品残留不多。刘华墓出土有陶男女俑、镇墓兽、残陶瓷器及墓志等。陶俑姿态有拱手、执物、弯身、扶杖等，比例准确，神态生动，承袭了唐代写实作风。 　　南汉王墓 　　南汉是两广地区的一个割据政权。公元917年，刘〔yan俨〕称帝，史称南汉，公元942年卒。子刘玢即位，次年其弟刘晟杀玢自立。公元958年晟死，子刘[chang厂]即位，公元971年降宋，举族迁京师。《旧五代史》记载，刘墓称康陵，刘晟墓称昭陵，在今广州近郊。 　　根据1972年调查，康陵位于广州郊区北亭，为砖室墓，顶部五层券拱。墓室长约12米，分前室、过道和后室三部分。后室近方形，前室稍窄而长，每边各有八个壁龛。墓门用大石板横砌封堵。 　　关于昭陵，《五代史记·南汉世家》载：“卜葬域于城(兴王府，今广州)北，运甓[pi辟]为圹，晟亲临视之。是秋卒，年三十九。”1954年广州市东北石马村发现一座五代时期砖室墓，据考证即为昭陵。 　　该墓位于石牛山麓，高出墓前的盆地约三米。墓道在南面，斜坡式。墓室砖砌，分为前室、过道和后室三部分，全长约12米。后室长方形，长八米，宽2.54米，高2.2米，顶为三层砖券拱。前室近方形，两侧有砖砌器物箱，现存完整的东壁器物箱分为八格，是一种罕见的形式。墓门用石块封堵。有的墓砖上划刻南汉纪年和工匠姓名。墓前发现石马一对，石象一件，石俑二件，均用石灰岩雕成。石俑一件高1.5米，另一件高1.6米，皆长衣阔袖，两手高拱似执笏。马作跪伏状，长1.31米、高1.63米。该墓早年多次被盗，仍在东侧器物箱内出土陶瓷器近200件。 　　第十一章 北宋帝陵 　　公元960年赵匡胤(宋太祖)代后周称帝，国号宋，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公元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北宋亡。次年赵构(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后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北宋共历九帝，徽宗、钦宗因被金人俘虏囚死漠北，仅有衣冠冢，其余七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都埋葬在河南省巩县嵩山北麓与洛河之间的丘陵地带，世称七帝八陵。陵旁祔〔fu付〕葬皇后陵21座，陪葬宗室子孙和名将勋臣数百人，形成庞大的陵墓群。陵区范围东西约10公里，南北约15公里。 　　巩县宋陵可分为四个陵区：第一区在西村乡北，包括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第二区位于蔡庄村北，有真宗永定陵；第三区位于巩县城南，有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第四区位于八陵村南，有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宋靖康、建炎年间，陵墓遭金兵破坏，至元代地面建筑全部被毁(图10)。 　　陵区南对嵩山少室，北据黄河天险，东边群山绵亘，西为伊洛平原，水深土厚，被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但宋陵的选址在地形利用上，与历代帝陵居高临下、倚山面河、置陵墓于高阜的制度不同，而是置陵墓于地势最低处，面山>背水，诸陵的方向均面对嵩山的主峰少室。这些显然是受了当时风水堪舆学说与地形的影响。 　　八座帝陵的布局基本一致，每座陵的陵区称为兆域，四周种植棘枳等作为标记。兆域内除皇陵外，还有祔葬的皇后陵、宗室和重臣的陪葬墓以及“下宫”建筑。帝陵陵园坐北朝南，每座占地约10万平方米，远小于汉唐陵园。继承汉唐积土为陵的制度，陵台也呈覆斗形，但规模较小，底部每边长50—60米，除永厚陵外，高度都在15米以下。陵台下为玄宫，也称皇堂。陵前置石刻宫人一对，再前为献殿，四周筑夯土围墙，称为上宫。上宫平面方形，每边长约230米，四面正中辟神门，四隅筑角阙。上宫前面为神道，两侧置石刻，神道南端两侧建乳台，再南筑一对鹊台。神门、角阙、乳台、鹊台下部是夯筑土台，外表砌砖，上部建楼观。 　　宋代后妃恢复汉代制度单独起建陵园。但与汉代后陵在帝陵前方一侧不同，后陵都在帝陵西北，地位显然下降。陵园布局、建筑与帝陵相似，只是形制较小，石刻较少。 　　据文献记载，下宫建于帝陵西北。现在只有定、昭、厚、裕、泰诸陵尚存南门外的一对石狮。《宋会要辑稿》记载太宗至道三年诏：“于永熙陵下宫置殿奉安太宗圣容，置卫兵五百人守奉，朝暮上食，四时祭飨〔xiang享〕。”另据李攸《宋朝事实》记载：下宫有放置御座和仪仗的正殿，放置皇帝画像和衣物的影殿，附属建筑则有浣濯院、南厨以及宫人、陵使、副使居住的廨[xie泄]舍等。可知下宫乃是日常奉飨之所并有宫人、陵使、卫兵居住，其性质和汉代的寝园相似。 　　永熙陵祔葬的李后陵，早年被盗，近年又作了发掘。玄宫前面有斜坡形墓道，单室、砖砌，平面呈多边形。四壁用砖影作出角柱、斗拱、昂、耍头、枋、椽、望板、檐瓦等。耍头面上刻人首鸟身、双手合掌的迦陵频伽像，拱眼壁上墨线勾勒盆花图案。周壁还绘有楼阁和云朵等彩画。墓顶穹隆形，表面深青灰色，并用白粉绘出星辰及银河以象征天穹，青石券门的门楣和门扇上线刻飞天武士等图像。 　　图10 宋陵分布图 　　1.永昭陵 2.永厚陵 3.永定陵 4.永安陵 5.永昌陵 6.永熙陵 7.永裕陵 8.永泰陵 　　陵区内石刻很多，总数约在千件以上。各陵石刻的题材、数量、排列都有定制。帝陵神道两侧由南往北为望柱一对、象和驯象人共一对、瑞禽一对、角端一对、马与控马官共两对、虎两对、羊两对、“蕃使”三对、武臣两对、文臣两对，南门外石狮和武士各一对，南门内宫人一对。此外，东、西、北三门之外各置石狮一对。每对石像相对排列，狮、宫人及武士相距20米左右，其他相距40米左右。这些石刻多用一块巨石雕刻而成，包括线刻、浮雕和圆雕。早期石刻纹饰造型比较简练浑厚，带有晚唐遗风，中期以后人物造型渐趋修长、写实，技法渐趋精巧、细腻，文臣武将均具儒雅风度。 　　石刻以永熙、永定、永裕三陵最精，不乏成功之作。驯象人卷发及肩，以带束发，额饰宝珠，戴大耳环，臂有钏、腕有镯，这种装束显示了他们和象来自遥远的异国。蕃使面目服装各异，手捧宝瓶、珊瑚、莲花盘、犀角、玉函等方物，说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永熙陵的宫人，形态逼真，丰颊广颡，手执拂尘，毕恭毕敬，似乎正小心翼翼地静待皇帝的召唤。永裕陵南门的一对石狮，一牝〔pin聘〕一牡相视而立，牡者张口怒目，昂首奋鬣〔lie列〕，牝者披鬣静立，情态温顺。望柱表面饰各种装饰花纹，下部为方基莲花座，中间为六棱或八棱形柱身，上部以合瓣莲花结顶。柱身用减地平钑〔sa卅〕和线刻手法雕饰旋绕的云龙或翔凤以及缠枝牡丹等图案，每个棱面纹饰构图自成单元，线条流畅，结构严谨。 　　各陵附近有很多大臣和宗室子弟的陪葬墓。据记载有包拯、寇准、高怀德、蔡齐等人，其中英宗四子魏王赵頵〔yun晕〕墓已经发掘。陪葬墓多在皇陵的北面或西北面。 　　宋代规定，皇帝生前不营建寿陵，死后七个月内陵墓营建、入葬仪式必须全部完成。由于工期紧迫，必然因急功近利而耗费更大的人力、资财。现存的“永泰陵采石记”碑记载：建陵中仅采石料就用工一万多人，因病而死的竟达300多人。整个工程的耗费自当更为惊人。 　　表三 北宋帝陵表 　　(续表) 　　第十二章 西夏王陵 　　西夏是我国西北地区党项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其始祖属拓跋部，唐代初年，曾内附于唐，并赐姓李。宋初又向宋称臣，太宗时赐姓赵。公元1038年，赵元昊称帝复姓李，国号夏，建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至1227年被元太祖成吉思汗所灭，共传10帝，凡190年。最盛时势力范围包括今宁夏、陕西北部、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西部。 　　元昊通汉文字，仿效唐宋制度确立了官制、军制和法律，还利用汉字偏旁创制了西夏文字。其陵寝制度不仅仿效唐宋，还结合了本民族习俗，具有自己的特点。 　　西夏陵区在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时就开始营造。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帝陵中有陵号的共九个。其中前两个是追尊的。最后三代神宗、献宗、南平王，均死于1226—1227年西夏败亡之际，其陵号无考。蒙古灭西夏后，陵区地面建筑全部被毁，大部陵墓被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夏文物部门曾对西夏王陵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并发掘了帝陵一座、陪葬墓四座、碑亭四座。 　　陵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贺兰山东麓冲积扇的缓坡地带，背风向阳、高亢开阔。陵区坐北向南，东西宽四公里、南北长11公里，共有王陵九座、陪葬墓193座。根据位置与排列，可分为四个区。第一区在南部，包括两个王陵，相距约30米。这两个陵的鹊台和南神门之间东侧多建一个小台，可能是一种特殊标志。据记载李继迁和赵德明的墓在元昊称帝后才追尊陵名，这种标志或许与此有关。第二区在第一区北约3.5公里，包括两个王陵，东西相距二公里。东侧的陵园较大，别具一格，而且位居陵区中心，显示了墓主地位及所处时代的特殊。它应该是元昊的泰陵。第三区在第二区北约二公里，两个王陵东西并列，相距约一公里。已发掘的西侧6号王陵，推断是李乾顺的显陵(图11)。第四区在陵区北部，距第三区约二公里，三个王陵排列成品字形，相距约50米左右。南面一陵的碑亭出土西夏文篆体碑额，证明是李仁孝的寿陵。结合诸陵所在位置分析，其排列顺序深受宋代昭穆制度影响，基本上采取由南向北、左昭右穆的“贯鱼”形式。 　　九座陵园形制布局基本相同，平面呈纵向长方形，每座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陵园最南为双阙，东西相对，间距约70米。阙台呈方形，每边长九米，残高约七米，台上原建楼阁。阙台北为碑亭，亭北为月城、内城，两城相连，平面呈倒凸字形。月城内神道两侧置石象生。内城呈方形或长方形，每面正中辟一门，四角置角楼，南门内偏西为献殿。陵台在内城西北部。6号陵内城南北长183米，东西宽134米。有的陵内城外又有一重外城。外城形制有两种：一种为封闭式，如最南面的1号陵；一种为开口式，无南墙，如三区西部的6号陵。城墙多为分段夯筑，每段长五米左右，有的用石块垒砌。陵园最外一周四角有四个夯土角台，可能用以标示兆域范围。 　　图11 西夏王陵6号陵园平面图(采自韩兆民、李志清《宁夏银川西夏陵区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五) 　　陵台呈塔式，平面为八角形或圆形，高约20米，分为五级、七级或九级。原来每级出檐、上覆瓦件。陵台前为鱼脊状的墓道封土。已发掘的6号陵，地宫在陵台前18米，距地表深18米。主室为横长方形穹隆顶土洞，长7.8米，宽5.6米，两侧各有一个耳室，地表墁砖。甬道两壁绘武士像，前有斜坡墓道。 　　陵台、内城、神墙以及双阙外表均涂饰含赭石的朱红细泥。每座陵园地面散布大量砖瓦和琉璃构件残块。琉璃有黄绿和深蓝两种，其中一件绿色琉璃鸱吻残件复原高达1.52米，可以想见，当时陵园的建筑是十分宏伟的。 　　陪葬墓在王陵南或两侧，规模小、形制简单。一般无角台、阙台，墓园大小不等，仅有南门。有的由坟丘和一城、一碑亭组成，有的加月城，有的南门有照壁，个别有献殿；有的由坟丘、内外城、月城、门楼、双碑亭组成。坟丘有圆丘式、圆柱式、圆锥式、三级圆墩式，封土皆为木骨架夯筑。墓室都为方形穹隆顶土洞。有的墓园内还有二三个从葬墓。 　　西夏陵区发掘的墓葬早年均被破坏盗掘，所存随葬品不多。101号陪葬墓出土的重188公斤的镏金铜牛和重355公斤的石马，造型生动，是难得的冶铸、雕刻精品。陵区内还发现一些汉文和西夏文的残碑石。 　　陵区北端有一处大型建筑遗址，坐北朝南，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290米，东西宽170米，由围墙、门厅、殿堂、厢房、夹屋、行廊等组成三进院落。它可能是西夏宗庙所在。 　　西夏集中建设陵区，陵墓四周筑围墙，每面各辟一门，以及陵园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墓道作斜坡式，玄宫为土洞穹隆顶等方面，显然深受唐宋埋葬制度的影响。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说西夏陵“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是符合事实的。同时可以看到西夏陵与北宋诸陵不同的自身特点：陵园内无陪葬的后陵，无下宫，陵园设二重城墙，内城平面长方形，内城前加月城，地宫偏处内城西北部，建塔式陵台等。这些对了解西夏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十三章 明代帝陵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定都南京，至成祖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朱元璋称帝后第二年，下诏在江苏泗州为其祖父修建“祖陵”，在安徽凤阳为其父母修建“皇陵”。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崇祯明亡共历16帝。其中第二代皇帝朱允炆〔wen文〕在与成祖朱棣〔di地〕争夺皇帝的内战中下落不明，第七个皇帝代宗朱祁钰由于前代皇帝英宗朱祁镇复辟，死后以王礼葬于北京西郊金山，后虽复帝号并经扩建，规模仍小于其他陵。其他各帝共建陵园14座。 　　太祖朱元璋孝陵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其余13座帝陵均在今北京市昌平县东北10公里天寿山南麓，统称“明十三陵”(图12)。 　　明代皇帝迷信风水之说，非常重视陵址选择。明孝陵曾两迁寺院，十三陵选址历时两年才由数处备选陵址中选定。陵区选择在背山面水，诸山环抱，溪水夹绕的地区。孝陵位于紫金山独龙阜玩珠峰下，背依群峰，面对平原，泉壑幽深，林木葱郁。十三陵位于天寿山南麓，东、西、北三面群峰耸立，南面温榆河蜿蜒流过，山青水秀、景色壮丽。十三陵以长陵为主左右排列，形成相对集中的陵区，成为明代陵寝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图12 明十三陵分布图 　　明代各陵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大致相同。朱元璋的孝陵和朱棣的长陵，因为一是祖陵，一是北京的首陵，规模都较大。其后各陵，凡是皇帝生前亲自督理修造的陵，都比较高大、讲究；死后由子孙办理修筑的，则规模较小，也较草率。思宗朱由检自缢死后，葬于田贵妃墓中，规模最小。 　　明代各陵园附近设有神宫监，掌管祭祀等事务。各陵还设卫，以驻军保卫陵寝。今天南京中山门外有孝陵卫镇，北京昌平县城内有长陵卫、献陵卫、景陵卫等胡同。据沈国元《两朝从信录》载，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在昌平州“以四千人立永安营，三千人立巩华营，无事在州教场操演，有警赴各隘口把截”。可见当时陵寝的防卫是多么森严。 　　明代初期葬制规定，每陵葬一帝一后，其他宫妃大都殉葬从死，多葬于长陵东南、西南，称为东、西井。自英宗正统以后，多数陵墓为一帝二后或一帝三后，宫妃从死殉葬的制度被废除。宫妃死后多葬于北京市西郊金山一带。这种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统治者政治上的专制腐败、生活上的荒淫无度。 　　明孝陵和明十三陵陵园的布局形制基本相同。整个陵园坐北朝南，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陵园大门、神道，后部为陵寝、地宫。由陵门两侧随地势修筑垣墙环绕，各山口设关，置敌楼，派兵把守。陵园建筑历经破坏，已残缺不全，但多数遗迹尚存。 　　孝陵陵园根据记载，周长约22.5公里。陵区正门叫大金门，门前有“下马坊”和崇祯皇帝树立的“禁约碑”。坊上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表示这里是陵园的入口处，大小官员必须下马步行。“禁约碑”碑文数百字，重申严格保护孝陵的条例。当时农民起义已经席卷全国，它既不能庇佑明王朝，也没有使孝陵免遭破坏。由下马坊北至陵丘总长约2.6公里。大金门门楼已毁，仅存三个门洞。门后为神道，呈弧形，半抱一座小山，名梅花山，总长约一公里。神道南端有“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亭顶早毁，仅存围墙和门洞。碑通高8.87米，为一块完整巨石制成。碑文工笔楷书，长达2700多字，由明成祖朱棣撰文，历述明太祖一生功绩。神道向西北行，两侧立石象生12对，造型均为两立、两蹲，其中象和骆驼最为高大。神道北拐，两侧立华表一对。华表圆柱形，高6.25米，色白如玉，缠柱镂刻云龙纹。再北为两对武将和两对文臣，各有一对年轻无须者和一对年老有须者。武将身穿甲胄〔zhou宙〕，手执金吾，腰佩宝剑；文臣头戴朝冠，手持朝笏。这些石刻是明初石雕艺术的代表作。再前为棂〔ling灵〕星门，门已坍毁，现仅存六个石雕的柱础。经棂星门，绕梅花山北麓，有御河桥。神道曲折并以一座山作为屏障，此为前代陵墓所未见，但为后来清东陵和清西陵沿用。这种作法可使神道延长，给人以神秘幽深的感觉。由御河桥往北缓坡而上，建筑物沿正南北轴线排列。进陵门拾级而上，有稜恩殿的石砌残基。其北为方城，下部有拱形隧道，上部原建明楼，早年已毁，现经整修。方城后面是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封土坟丘，称为宝顶，周围砖砌垣墙，称为宝城。 　　明十三陵四周沿山以片石或卵石砌筑围墙，山口处建有关隘，周围约34公里。陵区正门名大红门，居两山之中，东名蟒山，西名虎峪山，象征青龙、白虎，分列左右，守卫陵寝大门。门前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和下马碑。牌坊为五间六柱庑殿顶，通宽约34米，高约11米，全部用汉白玉石雕成。托脚浮雕云龙，上立圆雕卧兽。大红门为单檐歇山顶建筑，下部三条券洞，全部砖石结构，红墙黄瓦，十分庄严雄伟。 　　门后为总神道，直达长陵，长约六公里。南端有“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亭，亭为方形楼阁式，重檐歇山顶，四面有门洞。碑高6.5米，下为巨大龟趺座。碑文长达3000余字，由仁宗朱高炽撰写，记述明成祖一生经历。碑的背面刻清代乾隆皇帝“哀明陵三十韵”诗，两侧还刻有乾隆、嘉庆时修复明陵的记载。碑亭外四角各立白色石华表一座，上雕云龙纹。碑亭以北长约800米的神道两侧仿照孝陵立石像生。共有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四个，皆两卧两立；文臣武臣各四个，另增加了四勋臣。石刻都用整块白色石材雕成，形象生动。神道北为华表石柱组成的三门牌楼式棂星门。再北过温榆河上的七孔御河桥，便可直达长陵。属于长陵的这条神道，由于以后各陵都建在长陵两侧，并设支道与其相通，而且各支道均不再设石象生，因此实际上为各陵所共有。这是十三陵陵园建筑的特点之 　　十三陵虽是一个统一的陵区，但各陵都建在一个小山下面，自成一个独立的陵园。陵园建筑形式大同小异，基本上沿袭明孝陵的形制。每个陵的外面都建有围墙，南面设宫门，大部门前竖无字石碑。唐代武则天临死前留遗言在乾陵前立一通无字碑，意思是自己的功过由后人来评说，成为陵前最早的无字碑。明代初年，在为皇陵立碑时，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朱元璋看后不满意，说：“皇陵碑记皆儒生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只好自己撰文，记述其卑微出身，艰难经历。此后由嗣皇帝撰写碑文成为祖制。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十三陵中的长、献、景、裕、茂、泰、康前七陵到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才开始建亭立碑。建成后，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请世宗撰写碑文，结果没有写，就空了下来。考察明代历史，仅太祖和成祖二代有创业和定业之功，而孝陵与长陵神道前已有“神功圣德碑”记述功绩。其他各帝均无建树，特别是明中期以后政治腐败，皇帝荒淫无度，无功可录，让它空着比刻文更能掩盖其无能和腐败，更具有欺骗性。 　　宫门内是稜恩门，有的三间，有的五间。稜恩门内为主体建筑稜恩殿，是帝后和官员祭陵行礼的地方。面阔七间或九间，两厢多建有廊庑。殿后有牌楼门、石五供(香炉一个、烛台两个、花瓶两个)，再后便是宝城。宝城前部建明楼，宝城下面为玄宫(地宫)。 　　各陵园中以长陵最大，保存最好。长陵稜恩殿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基上。每层都有栏杆围绕，栏板上浮雕云龙花纹。大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全部用楠木建成。殿内有32根直径在一米以上的本色大柱，中间四根为独木，高达14.3米。这样宏大的楠木结构，而且历经500多年，仍完整无损，在全国也属绝无仅有。明楼为方形高楼，重檐歇山顶，檐下嵌榜书陵名，楼中竖石碑，刻皇帝庙号、谥号。宝城直径约340米。 　　定陵地宫在1956—1958年进行了科学发掘。定陵是神宗万历和皇后的合葬陵。神宗朱翊〔yi义〕钧昏聩腐朽，怠于政事，挥霍无度，陵墓基本仿照嘉靖永陵建造并且更为豪华(图13)。 　　玄宫前面有砖隧道、石隧道和封门的金刚墙，深距墓顶约33米。玄宫由前殿、中殿、后殿与左右殿连接组成，连同甬道通长87.34米，最宽47.28米，高7.2—9.5米，总面积1195平方米。全部用石材起券构筑。各殿之间有甬道相通。前、中、后三殿之间有石券门，上面雕出额枋、檐瓦等，门上横梁(管扇)为铜铸，内设汉白玉双扇石门。门高3.3米，每扇宽1.7米，面上雕刻九排门钉和铺首衔环。石门设计合理，靠门轴一面较厚，靠门边较薄，虽然每扇门重约2吨，但开关仍较轻便。各门内均有自来石顶门。前殿和中殿地面铺砌方形澄浆砖(俗称金砖)，后殿和两配殿铺砌花斑石。 　　地宫中殿设汉白玉石雕供案三座，放置成品字形。案的靠背和两侧扶手雕龙纹或凤纹，四周浮雕云纹。案前设黄琉璃五供，前置青花云龙纹大瓷缸一口。缸内装着香油、灯芯，称为长明灯，灯芯上端有烧过的痕迹。后殿是放置梓宫(棺)的主要建筑，比其他各殿更为高大、宽敞。正面有汉白玉砌成的棺床，下部须弥座上雕饰仰覆莲，面上铺磨光花斑石。棺床上放置棺椁三具，各一棺一椁。中间的棺较大，是万历的灵柩，上面有丝织铭旌，金书“大行皇帝梓宫”六字。死者仅剩一具骷髅，按骨骼分析，身材不高，背微驼，腿稍跛，可谓其貌不扬。左右两侧的棺略小，左边为孝端皇后，右边为孝靖皇后。棺均为楠木制作，外被朱漆，椁用松木做成。棺椁外有26具红漆木箱和谥册、宝印，箱内藏随葬器物。左右配殿也各有棺床，但无棺椁和器物。 　　①金刚墙 ②隧道券 ③前殿 ④中殿 ⑤后殿 ⑥左配殿⑦右配殿 　　图13 明定陵玄宫平面图(采自《定陵》，文物出版社) 　　定陵出土的随葬品非常丰富，有木质和锡质明器等葬仪用具，帝后冠服、织锦匹料、金器、玉器、铜器、瓷器、谥册、谥宝、墓志、金元宝、银元宝等各类用品2000余件，种类繁多、制作精巧，许多是稀世珍品。皇帝用的翼善冠，用细金丝编就，上饰双龙戏珠，十分精致。皇后用的凤冠，由金丝和翠鸟羽毛编织成龙、凤、花树、翠云，每顶镶珍珠5000多颗、宝石100多块，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织锦匹料多成卷状，中部加腰封，书写名称、尺寸、制造时间、地点和匠作姓名等。明代的织锦曾大放异彩，但遗存实物很少。这批出土的织锦，为研究明代纺织技术和工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1959年定陵经过整修后已正式建成博物馆，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 　　明代帝陵的建造旷日持久，耗资巨大，渗透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朱元璋于洪武九年(公元1398年)入葬，附属工程延至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完工，历时近30年。所用石材取自麒麟门外阳山，至今遗留下三方碑材，碑身高45米，宽11.5米，厚四米，每块重5000吨以上，可称世界之最。因难以搬运，只好弃置不用，由此可见滥用民力之一斑。其他皇帝也大都在生前开始营建陵墓。朱棣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即派人在北京附近寻找陵地，永乐七年(公元1407年)动工兴建，征调成千上万军民参加，至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才最后竣工。世宗嘉靖为自己建造的永陵，在明十三陵中是建造时间最久、役使人力最多、花费最大的一个。神宗万历自选陵址，亲定规制，一切仿照他祖父嘉靖的永陵，并且在建造时亲自巡视，费时六年，耗资白银800万两才告一段落。不仅特制城砖，各式石材和楠杉大木来自外地，甚至连封土也都从十几里外运来。据《冬宫纪事》记载，从房山运送一块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白石，就调用了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人，历时28天才运到京城，花费白银11万两。 　　十三陵的殿堂原来大部用楠木建造。楠木生长在南方各省深山峡谷之中，其间虫、兽出没，瘴疠为害，寻找、采伐、运输十分困难。尤其像长陵稜恩殿所用的巨木，不仅选材不易，而且万里转运，其间不知送掉了多少人的性命。各陵所用大砖，每块重约50斤，上印“寿工”二字，嘉靖以前由各府州县贡纳，以后大部来自山东临清，由工部派专人督办，每年缴纳100万块。其质地要求极严，砖上要打印制作年月、官员和窑户姓名以备查对。可以想见十三陵的建造给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表四 明代帝陵表(续表) 　　续表 　　第十四章 清代帝陵 　　清代是由满族建立的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代后期满人兴起于东北，建立政权，几个帝王和祖先的陵墓建在今辽宁省境内，统称“清初三陵”或“盛京三陵”。1644年入关以后，共有10帝，除末代皇帝宣统外，其他九个皇帝的陵墓分别建在河北省遵化县和易县。由于二陵东西各距京师100余公里，故称“清东陵”和“清西陵”。 　　清初三陵中，皇太极的昭陵位于沈阳市北郊，努尔哈赤福陵位于沈阳市东郊，清远祖的永陵位于新宾县境内。这三个陵几经增修，仍然保存了原来的风格。它们与清东陵、清西陵不同，虽然在建筑上继承吸收了我国的传统风格技法，但在整体上突出地将陵区的自然风貌和东北地区城堡式的建筑布局相结合，外观和雕饰上与明清官式建筑也有不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陵区皆背山面河，周围林木葱郁，形势雄伟，幽静肃穆，风景宜人。三陵陵园大小结构略有不同，但总体形制是一致的。均坐北向南，平面为长方形，周围绕以砖砌缭墙。福陵、昭陵占地近20万平方米，永陵较小，仅1.2万平方米。陵园由前院、方城和宝城三部分组成。前院南墙正中为正红门，黄琉璃瓦硬山顶，面阔三间。门前两侧分列石狮、石牌坊、石华表和下马碑。门内砖铺参道，两侧立华表和石象生。昭陵石象生排列成梯形，利用透视错觉增加长度感。参道尽头建碑亭，内立“神功圣德碑”。院内东西两侧有茶膳房、齐班房、涤器房和省牲亭等。方城为城堡式，四角设角楼，南墙正中为隆恩门，上建重檐黄琉璃瓦歇山顶门楼。方城正中为隆恩殿，面阔三间。两侧有配殿，殿后有石柱门、石五供。北墙正中为券门，上建重檐歇山顶明楼，内立皇帝庙号谥号石碑。宝城平面呈圆形，地宫在宝城中间的宝顶下。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整个陵区分为前圈和后龙两部分。前圈是陵园建筑区，占地48平方公里。后龙为依山的绿化区。陵区内有帝陵五座，后陵四座，妃陵五座。陵区外还有王爷、皇太子、公主等园寝，共埋葬帝、后、妃、王、公主等160余人。布局以世祖顺治的孝陵为中心，东边是圣祖康熙的景陵和穆宗同治的惠陵，西边是高宗乾隆的裕陵和文宗咸丰的定陵。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永宁山下。陵区面积225平方公里，有帝陵四座，后陵五座，妃陵三座，王、公主园寝四座，共埋葬帝、后、妃、王、公主等76人。布局以世宗雍正的泰陵为中心，西边有仁宗嘉庆的昌陵、显宗道光的慕陵，东边有德宗光绪的崇陵。其分布不如东陵整齐集中，陵间有小路相通。建筑大部分保存完好，共有千余间。 　　我国历代大多实行“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埋葬制度，从商代后期至明代帝王陵墓都相对地集中在一个区域内。但清代帝陵却一反前代分成了东西两个陵区。清东陵陵址是顺治皇帝狩猎时亲自选定的，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为顺治帝建孝陵(图14)于昌瑞山下。后来康熙帝按照子随父葬的昭穆制度，葬在孝陵之东，到了雍正，才在易县另建陵域。按某些文献记载，他篡改康熙遗诏用不正当手段继承了皇位，心怀内疚，不愿葬在其父之旁，因而寻找各种借口另选陵址。但其子乾隆皇帝仍选址于东陵，并规定以后父子不葬一地，相间在东西两陵区选址建陵。实际上到了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照此办理了。这种维持了几千年的昭穆制度开始被打破了。 　　图14 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孝陵平面图(采自《中国美术全集·陵墓篇》) 　　清代改变了明代制度，每座帝陵附近一般都另建皇后陵寝和妃嫔园寝，形制与帝陵基本相同，但规格不同。帝、后陵寝以黄色琉璃瓦盖顶，妃、王园寝用绿色琉璃瓦盖顶，规模也较小。 　　东陵和西陵的布局和规制仿照明十三陵的建制，皆背山临水、坐北朝南，陵区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为陵区的陵门和总神道，以及各陵的支神道，后面为陵园。另外，陵区建有行宫和喇嘛庙，为皇族祭陵时居住的地方和拜佛的场所。西陵陵区光绪年间从高碑店至良各庄修筑了一条窄轨铁路，供帝后谒陵时专用。 　　陵门总神道上布列各种建筑物。从前到后为：石牌坊、大红门、大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神路桥、神道碑亭。神道路面砌条石和巨砖，分左、中、右三道，南端为大红门。东陵神道长约五公里，西陵神道长约2.5公里。大红门是主陵的大门，也是陵区的大门，砖石砌筑，单檐庑殿顶。门前的石牌坊为五门六柱单檐庑殿顶的石结构建筑。西陵石牌坊前设一座单路五孔桥，造型优美。门内东侧有更衣殿，为当时祭陵人换衣之所。迎面为重檐九脊的圣德神功碑楼，楼内立两通高大石碑，碑身为整块巨石雕成，重达数万斤。碑上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铭刻主陵皇帝一生的功绩。碑楼外四隅各竖华表一个。神道绕过“影壁山”(西陵名蜘蛛山)，再北为龙凤门、三路三孔的神路桥(桥下为玉带河，又名龙须沟)和神道碑亭。碑楼与龙凤门之间神道两侧立石象生，东陵主神道有18对(其中有獬豸、马、象、狻猊[suanni酸泥]、麒麟、文臣、武将)，西陵主神道有五对。龙凤门三间六柱三楼，用彩色琉璃砖瓦装饰龙凤花纹。北端神道碑亭内立石碑一通，用满、汉、蒙三种文字镌刻皇帝的庙号和谥号。碑东为神厨库和省牲亭。东陵中的景陵、裕陵、定陵和西陵中的昌陵，各支神道的建制，与此大体相同，只是规模较小。 　　陵寝四周绕以红墙，内分前后两部分，用宫墙隔开，象征前朝后寝。前朝正门为隆恩门，两侧为朝房和班房。中间为隆恩殿，两侧有配殿，后面是琉璃花门。隆恩门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隆恩殿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建在汉白玉石砌成的巨大基座上，前有月台，陈列铜制鼎、鹿、鹤，周围绕以汉白玉石栏杆。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顶。两侧建有配殿。道光慕陵的隆恩殿别具一格，梁架全部用楠木建造，天花板上每一格都雕刻有龙，门、窗、梁枋、雀替也雕游龙和蟠龙，表面不饰油彩，保持原木本色，造成一种“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气势。慈禧皇后定东陵的隆恩殿是清陵中最辉煌的建筑。前面的栏杆雕龙凤呈祥图案，陛石透雕龙凤，龙在下、凤在上，生动传神，堪称杰作。墙体磨砖雕花，梁柱全部使用黄花梨木，殿内64根立柱上雕饰盘绕的半立体金龙。斗拱、梁枋、天花板上的彩绘及雕砖部位全部贴金，通体金碧辉煌，为其他陵寝宫殿所未见。后寝包括方城、宝城和地宫。方城平面呈方形，上建重檐歇山顶明楼，是全陵最高的建筑物。楼内竖立满、汉、蒙三种文字镌刻的皇帝庙号陵名石碑。楼前陈列石五供。宝城中间为宝顶，下部是地宫所在。西陵中的慕陵则未建明楼和方城。 　　乾隆裕陵地宫曾遭盗掘。地宫面积甚大，进深54米，总面积300多平方米。为拱券式结构，全部用汉白玉石砌成。前后分为三室(从前到后称明券、穿券、金券)，共四道石门，前有墓道，平面呈主字形。门楼上雕出檐椽、瓦垅、吻兽。每扇石门浮雕一个菩萨立像。第一道门外两侧浮雕四大天王坐像，墓室内壁和券顶雕刻佛像、经文和与佛教有关的图案，石棺床四壁也雕佛经，棺椁内外则是雕漆经文。经文用梵文和藏文两种文字镌刻，共有梵文647字，藏文29000多字。经文字体端整，线条流畅，变化繁多，主次分明，充分反映了清代雕刻工艺的高度水平。 　　清代陵园建筑用工用料之多，耗银数量之大，难以胜计。所用“金砖”均由江苏苏州烧造，澄浆长方形城砖则由山东临清烧制。北京琉璃厂设有御窑专烧琉璃瓦件。青白石料大部分产于北京房山县和昌平县境，至今遗留许多巨大的采石坑。木材绝大部分采自南方的闽、粤、江、浙、川、贵、滇等地。这些材料的烧制、开采、运输都需要千万人付出血汗甚至牺牲生命才能完成。 　　清代设立了一整套机构对陵区进行严格管理。陵区设守陵大臣，并兼驻地总兵，人选在近支宗室、王公大臣中挑选，由宗人府提出，经皇帝批准。下辖内务、兵部、关防、礼部、工部、承办事务等衙门。兵部衙门统辖八旗兵、绿营兵，负责陵区的防卫、守护。关防衙门负责办理进入陵区人员的手续。礼部衙门负责祭陵和谒陵的礼仪安排。工部衙门负责工程维修。承办事务衙门负责向下传达使命。每座帝陵设立分支机构。整个陵区管理、保卫以及勤杂人员多达数千人。 　　清末民初战乱频繁，清代诸陵内随葬的大量珍宝引起了军阀土匪的垂涎。1928年奉系军阀岳兆麟部下团长马福田率兵占据马兰峪，策划盗掘东陵宝物。驻地不远的反动军阀孙殿英打着剿匪的旗号，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兵将马福田赶跑，进驻东陵。孙殿英亲自指挥以进行军事演习为名，赶走守陵人员，切断交通联络，于深夜用炸药炸开了乾隆裕陵和慈禧东陵的地宫，将陵内随葬的珍宝大部劫去，事后立刻开拔，逃之夭夭。其后当地地痞歹徒又进入地宫，寻捡剩下的珍宝，致使两陵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东陵盗墓案暴露后，轰动中外。居住天津的溥仪多次致电蒋介石、阎锡山，要求严惩首犯孙殿英。由于孙殿英已将所盗宝物分别贿送当局要员得以逍遥法外，此案遂草草了之。1938年一些不法村民密谋策划又盗掘了西陵光绪皇帝及其宠妃珍妃的陵墓。 　　除了地宫被盗以外，两陵中原存的金银器皿等御用珍品，也大多被盗窃，陵园建筑年久失修，更是残破不堪，陵区内的林木也被大量砍伐。当时驻防滦州的军阀唐之道，就将东陵200多年的古柏900多棵砍伐殆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东西陵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文物保管所，负责日常保护管理工作。大部分建筑逐步修复，现已对外开放，成为中外广大游客的观光访古胜地。 　　表五 清东、西陵表 　　辅文图片 　　曾侯乙墓编钟 　　中山王陵兆城铜版复原图 　　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 　　汉代霍去病墓前石刻——马踏匈奴像 　　唐乾陵神道两侧石刻 　　宋永定陵全景 　　明定陵地宫 　　清西陵入口处石牌坊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